作者：羅時進（蘇州大學特聘教授）

編者按

家族文學研究是近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其豐碩的成果既拓展了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也深化了我們對文學生產過程和規(guī)律的理解。本期所刊發(fā)的文章，主要圍繞家族文學中的“家學”這一主題展開?！都易謇凼阑橐雠c文學“濡化”》一文在“濡化”理論的提示下，集中討論文化家族間的累世婚姻現(xiàn)象對家族文學人才的成長與家族文學發(fā)展的影響，指出累世婚姻在廣度和深度上改變了家族文學格局的同時，進而認為累世婚姻背景中家族文學存在著承與變的復雜性?！对娫诮谏倌辍芬晃膭t是以貴潘詩人潘曾沂的詩風演變?yōu)檠芯總€案，來呼應《家族累世婚姻與文學“濡化”》一文中所討論的家族文學中承與變的關系，并指出時代潮流、師友資源、個人際遇等異類元素都會通過各種通道來影響家族文學的創(chuàng)生，從而使得文學家族在延續(xù)家學的同時，又呈現(xiàn)出某種異類的新面。而《吳江柳氏家族》一文則為家族文學的傳承提供了很好的個案。吳江柳氏家族明末遷居吳江，清末躋身地域文學家族之列，其壯大為一個地域性的文學家族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間層累的理路恰可作為觀察文學家族地域影響力建立的典型。（張廷銀）

文化家族間往往存在累世婚姻現(xiàn)象，這對家族文學人才的成長與家族文學發(fā)展具有怎樣的影響？這個社會學、歷史學與文學之間的問題似乎一直處于家族文學研究的邊緣，尚未引起應有的關注，本文試從“濡化”視角進行討論。

一

濡化，是美國學者威廉·A·哈維蘭在《文化人類學》中對社會文化從一代傳到下一代，而個人成為社會成員過程的概括。他指出：“因為文化是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是習得的，而不是經由生物遺傳而來的，所以任何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確保文化適當?shù)貜囊淮鷤鬟f到下一代。這一傳遞過程就被稱為濡化（enculturation），而且濡化是從個人一出生就開始的。在所有社會，濡化的第一個媒介是個人出生之家的成員。當年輕人長成時，家庭外的成員加入到這個過程中來。這些個人通常包括其他親屬，而且肯定包括個人的同齡伙伴?！?/p>

這種濡化式的傳遞對家族的文學影響，即是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風承流，習得而化?；?，既是過程，也是結果，即通過聆教向學，切問近思，感受人文環(huán)境，積累文學與文化修養(yǎng)。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記》有所謂“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之說，事實上，“濡化”的過程就是“積”的過程，它標志著家族的漸變發(fā)展。當這種“積”的成果在社會文化指標體系（諸如科舉、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等）中達到相當數(shù)量和質量后，家族發(fā)展便具有了動力，“詩書之澤，衣冠之望”便能顯示出豐富內蘊。

家族文化的濡化—積淀，也是文學精神、文學智慧的成長，這個過程與文學人才的養(yǎng)成過程同步。一族之內，人文蔚起，名家輩出，踔厲士林，表明文化家族由成型而興盛，同時也是家族文學人才資源豐足而卓越的表征。它意味著家族中“家法”“學統(tǒng)”建立后文學傳統(tǒng)得以光大，“家法立則積厚者流光，學統(tǒng)立則父作而子述”（秦敦世《續(xù)修錫山秦氏宗譜序》），世代承傳必將形成強勁延展、枝派綿遠的家族文脈。

故知家族文學之“濡化”即家族文脈的承傳與影響，其指向是“風雅之集，萃于一族”的境界。這是以家族的“結構力量”形成家族文學圈——在不同世代層面將家族“佳子弟”聯(lián)結、聚合成文學集群。這個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學情趣與聲氣相通，可以使文學熱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為后代的成長設置了天然的文學環(huán)境，成為文學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這個具有“結構力量”的家族文學圈中，人們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學創(chuàng)造力，還能夠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學群體經過濡化的再生和成長。

二

如果我們僅僅基于近親血緣關系的家族來談家族文學發(fā)展，會忽視文學人才養(yǎng)成與家族姻婭脈絡有關的事實。所謂“濡化”實際上往往是在姻婭系統(tǒng)中產生的，而桐蔭世家累世婚姻形成的家族脈絡則更繁復，家族文學的“濡化”格局也更為闊大。

越是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高門大族越多，累世婚姻也越多，這方面的例證僅在明清江南地區(qū)就不勝枚舉。美國學者艾爾曼在《經學、政治和宗族》中曾經細致梳理過常州名族莊氏與劉氏累世通婚的情況，其實莊氏作為一個文化巨族，與常州地方名族世代聯(lián)姻或連環(huán)婚姻絕不止劉氏而已，如唐順之娶顧齊之女為妻，后莊齊之孫莊以臨又娶唐順之之女。莊氏與錢氏也世為婚姻，莊炘子莊逵吉娶錢維誠妹為妻，莊述祖子莊廉甲娶錢維誠孫女為妻，莊柱娶錢榮世之女為妻。洪亮吉的一個姨母曾嫁給莊氏族人，后洪亮吉的長子飴孫又娶莊起元一支的后代莊云的女兒為妻。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蘇州的人才》中對潘家的婚姻狀況作過分析：“潘氏所在與通婚的人家，以汪、陸兩氏為獨多，與汪氏的姻緣尤其是固結而不解……汪氏女子嫁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與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個兒子中，兩個娶汪氏，五個女兒，全嫁給汪氏；世恩的孫子祖蔭、祖疇，娶的也是汪氏；世恩子曾瑋一房的子若孫和汪氏的往復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詰。這其間幾于每一個婚姻是中表婚姻，是不言可知的了?！?/p>

晚清名門世為婚姻的情況更多，錢仲聯(lián)先生在《夢苕庵詩話》中曾記載：“舅祖翁松禪，自戊戌放歸后，即閉門不出。初居西門外錦峰別墅……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鴿峰。時往相見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門鍾鑾，亦即公之甥也。”這里涉及常熟翁氏與湖州錢氏以及由此延展的俞氏間的連環(huán)婚。先是湖州錢振倫取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姊翁端恩，后來錢振倫的三女兒云輝嫁于優(yōu)貢生俞大文之子俞鍾鑾，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壽珠。

文化家族之間原本存在著深刻的“道誼”，這是在社會同一結構層次上產生的某種共同的文化認同，“道誼”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面臨如何“升級”的問題。即如何使世家之誼更加穩(wěn)固長久，以達到“道誼淵源，通家累葉”的理想之境?！吧墶钡姆椒o非是“關系上疊加關系”。從濡化角度來說，單維性傳遞與多維性傳遞，其化成效果有較大不同，而“關系疊加”正使得家族文化的濡化之面得以擴大，濡化之脈得以延展?？梢哉f，累世婚姻在廣度和深度上改變了家族文化的濡化格局，也必然會影響文學的發(fā)展。

三

不同家族的文化傳遞有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脈動。大體來說，一門之內代際關系越緊密，越可能產生直接影響，形成垂直型承傳關系。但祖孫、父子之間的文學影響，以文類論之雖相同者為多，卻已非盡然。如清代吳縣潘氏文學之盛始于奕雋，其“嗜吟詠，以詩文名世”（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三），而至其侄孫輩曾沂、曾瑩、曾綬、曾瑋俱善為詞，轉而以詞學為家學了。而若以風格流派論之，則異趨者每見，如晚清翁心存與翁同龢父子，一則宗唐，結乾嘉詩派之局，一則宗宋，用力于東坡、山谷，詩學路數(shù)“同龢不類其父”（錢仲聯(lián)《近代詩鈔·翁同龢傳》）。

在累世婚姻的文化家族中，文學影響與承傳問題就更加復雜了。親族間疊加關系連接成碩大的文化叢林，盤繞錯節(jié)，枝丫繁茂。這片茂林的光華映照在大家族成員身上，每一棵樹上的枝杈，他們都能夠觸摸到；每一片樹葉的露珠，他們都能得到滋育。但到底是哪一個脈系，何種因素對家族成員的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產生作用，就非一言可蔽之了。

文學的承傳與變化，在累世婚姻家族中往往具有某種相對性，這種相對性與接受影響的不確定性有關。至少有三條承傳脈絡：

一是父系。清代陽羨儲大文《在陸先生傳》云：“吾儲氏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頗以能文章世其家?！碧珎}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韻》云：“昆季共九人，參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風，未失祖先意?！边@是一條主線，例證俯拾皆是。二是母系。常州洪亮吉之母家蔣氏出自武進云溪蔣氏家族，為蔣斅淳之女。亮吉六歲喪父后隨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歲其外祖母龔太孺人去世后離開，前后達十五年之久，外家給予他幾近完整的文化養(yǎng)成。錫山秦瀛之母徐氏為昆山徐乾學孫女，秦瀛雖早承秦松齡之家學，但亦受外家教育之惠，在《外祖徐二磯先生詩序》中記有早年母親對其所言：“汝外祖工于詩，汝長，外祖當教汝詩?！蓖饧覍υS多文學家來說，是成長的搖籃，上升的階梯。三是中表親。這是上述關系的衍生，但無論數(shù)量或關聯(lián)密度都極為突出，實可專論。如陽羨詞人大多出自本邑文化家族，而陳氏、史氏、萬氏、任氏、徐氏等彼此又都保持著世代通婚的關系。陳維崧與諸文人既是文友，又為中表。史惟圓是陳維崧的表姐夫，曹亮武是陳維崧的表弟，陳維崧與史惟圓唱和達五十九次之多，與其表弟曹亮武唱和也有二十六次，《荊溪詞初集》即陳維崧與曹亮武中表兄弟合作的成果。

累世婚姻之于家族文學影響的復雜性在于，由于累世婚或即連環(huán)婚，故這三條脈絡常常是交互性的，內含著承與變的辯證關系：某一脈絡之“承”恰恰意味著對另一脈絡之“變”；承皆有源，變則有因。另外，桐蔭世家尤其是具有累世婚姻背景的子弟得天獨厚，稟性或有不凡，成立之后多有自我交游群體；故生于家族自有所“承”，社會交往滋其所“變”。

承與變，皆是“濡化”的題中之義，而累世婚姻之桐蔭世族的“濡化”，使文學家的養(yǎng)成具有了更充分的精神資源，創(chuàng)造了更多維的選擇空間，也預示著更多的發(fā)展可能。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