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飯吃

　　事實上，鮮有例外，中國民間智庫遭遇的困難幾乎從注冊就開始了。

　　2013年，為了獲得一個NGO的身份，前灘綜研至少找過3個“婆婆”。創(chuàng)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著被推薦給了浦東新區(qū)科委。但是，后者對創(chuàng)建智庫不太理解。于是，何萬篷等人又輾轉聯(lián)系到徐匯區(qū)科委作為掛靠單位。

　　彭澎的一些希望創(chuàng)辦民間智庫的朋友在民政登記時同樣也曾遇到麻煩。“他們看到機構名稱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庫就很緊張。盡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們說，你這個涉及意識形態(tài)，還是要找個主管單位管起來。”

　　除了身份，困擾多數(shù)民間智庫的另一個難題是經費。以美國知名民間智庫蘭德公司為例，2013年，其近8成的收入來自美國軍方和聯(lián)邦政府的研究項目，其余則源于慈善機構、基金會、私人部門以及個人的捐贈。雖然后者的比例不足15%，但4120萬美元的金額已經相當可觀。

　　而在中國，資金卻是民間智庫的掣肘。“我們大多數(shù)企業(yè)家還處于公益的初級階段，知道救濟災民、捐助學校，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政策研究扶貧的重要性。”王輝耀說。

　　于是，仲大軍如今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樣才能搞到錢、拉到投資。他曾試圖去做一些民營企業(yè)家的工作，但根本說不通。與此同時，雖然也有一些外國資本來中國考察民間智庫，但至今光有觀察，沒有動作。

　　“民營資本和外國資金都不敢往里投，中國的民間智庫就很難做大了。”仲大軍說。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據(jù)時代周報記者了解，如今的民間智庫往往掛起兩塊牌子，一塊是民辦非企業(yè)單位，一塊是工商注冊的公司。同時，依靠政府采購與企業(yè)采購兩條腿走路。

　　此外，前灘綜研還曾想過一個方法，希望以高新技術企業(yè)的身份獲取政府的優(yōu)惠政策，緩解生存壓力。但宋杰封發(fā)現(xiàn)，高新技術企業(yè)的認定又是一件復雜的事情。

　　而且，對于民間智庫而言，參與到政府決策、政府采購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會議，受邀的往往是傳統(tǒng)智庫，社科院、黨校高校等，很少有人會主動通知民間機構參加。”彭澎說。

　　而另一位民間智庫的管理者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有些政府對外招標課題會對智庫的注冊資金、運營期限以及從業(yè)人員的體制內職稱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冊資金500萬元以上，運營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門會通過設置這些門檻來剔除中小型的民間智庫。

　　據(jù)上述管理者介紹，上海設有一個政府采購平臺，所有供應商都聚集于此。但平臺之外的智庫機構一般沒有資格申請掛牌招標的課題。那如何才能進入這個平臺呢？“首先，該機構要與政府有過合作，而且，政府認可其具備為它提供服務的能力。”

　　種種限制之下，民間智庫戴著鐐銬跳舞。“它們普遍生存艱難，而基本模式就是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獲得收入，進而有所積累，但積累不會太多。這是基本現(xiàn)狀。”彭澎說。

　　而由于慘淡經營，民間智庫也就很難開出比官辦智庫更優(yōu)厚的待遇，吸引到優(yōu)秀人才。“沒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間智庫的聲音微弱又不被重視，于是也就形不成氣候與影響。”仲大軍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