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們對美國司法制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這其中，為國人較為熟知的就有哈倫大法官。此君在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任職16年，共撰寫了613份意見書，其中異議意見書達到了令人吃驚的296份，人送外號“偉大的異議者”。有不同意見、且意見不被接受，反而名垂青史，這讓國內不少法律同行感到新奇。從“大膽借鑒和吸取全人類先進管理經驗”的原則出發(fā)，國內司法界對裁判文書寫入合議庭成員不同意見有所期待，本是意料中事。

判決書只體現(xiàn)一個觀點，這個觀點決定了判決結果?？墒牵@兩天在網絡中迅速走紅的一份判決書，卻是以記載了三種不同觀點而出名。法官在判決書中直接亮出了來自審判委員會的三種不同觀點，這份“特別”的判決書來自南京市玄武區(qū)人民法院。在法律人的朋友圈里，不少同行為之點贊，當然也不乏謹慎樂觀或懷疑之聲。因這是一宗離婚案件的判決，有法官分析認為，“應該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案子，所以才會拿出來‘冒險’”。

其實公布審委會不同意見并不“冒險”。南京玄武法院這份讓人頗感“新奇”的判決書，也非如網絡上所傳的那樣，乃合議庭不同意見首次寫入判決，它其實是將審委會不同意見寫入了判決。

當然，審委會在中國也是合法的審判組織，只不過它是一個大號的“合議庭”。與合議庭一樣，審委會也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裁判原則。有關審委會的存廢，在法學界爭論了三十年，目前的選擇仍是“保留并完善”。既然審委會對個案有決定權，那就應權責匹配。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中，強化審委會成員的責任，避免集體決策等于集體無責的尷尬，成了重點。公布審委員不同意見，應當說符合改革方向，也有助于提升審委會成員的責任意識。

至于合議庭不同意見寫入判決書，其實早在15年前就有了先行者。當時廣州海事法院通過在內部統(tǒng)一裁判文書格式的辦法，全面推行了對合議庭不同意見的公開。據廣州海事法院發(fā)布的數據，該院在裁判文書中記載合議庭少數意見的約占10%左右，這樣的異議率已經不算“少數”了。

值得關注的是，廣州海事法院推行的合議庭不同意見公開，并沒有得到同行的多少呼應，更談不上全國普及。15年來，裁判文書公布合議庭成員的不同意見，似乎成了一項“叫好不叫座”的改革。除了沒有自上而下的推動，背后的原因恐怕還在于：裁判文書公布合議庭成員的不同意見也有不少異見。在法官可以造法的英美法系國家，公開合議庭少數意見是司法的常態(tài)。在大陸法系國家，卻是另一番風景。如法國就規(guī)定，合議庭成員的少數意見不得對外泄露，不得在判決書中注明，且所有法官都有對合議中未被采納的少數意見負有保密的義務。

中國內地在法系歸屬上自成一派，但在親緣關系上，我們與大陸法系靠得更近。合議庭是一個法定的審判組織形式，最終的裁判采納的是多數成員的意見，因而在裁判公開上，僅應公布最終的意見即可。如果合議庭成員存在分歧的，應在合議庭內部解決。不少聲音認為，對于一個法制統(tǒng)一的國家而言，公開合議庭成員的少數意見既不利于法院權威的樹立，也不利于當事人對法律的理解，更不利于通過個案來開展法制宣傳教育。

回到南京的個案，審委會不同意見的公開，是否要與合議庭不同意見公開捆綁，也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既然案件提交到了審委會，最后的裁決權也在審委會，該份判決還以合議庭成員署名，未免太名實不符。真正的權責一致，不妨就以實際的裁判者審委會落款，并列出所有審委會成員的名字。當合議庭成員越來越不想成為“提線木偶”，作為合法審判組織的審委會，就不要再默默無聞地甘當幕后提線人了。也希望，不同意見公開寫入判決文書，越來越常見。

□王琳（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