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周文翰：收藏史回顧之九 百年前中國文物藝術(shù)品如何流向日本

從頒給日本委奴國王這方《漢委奴國王》蛇鈕金印開始算起，中國的藝術(shù)品、文物傳到日本，已經(jīng)有2000多年的歷史。日本收藏中國瓷器歷史悠久，法隆寺所藏青瓷就是唐代傳入日本，奈良大安寺附近村莊曾出土唐三彩瓷片。福岡的一家寺廟出土過南宋景德鎮(zhèn)青白瓷。唐宋時期，大量日本遣唐使、僧人、留學生來華，將瓷器、佛像、王羲之墨跡摹本等帶回日本。尤其是南宋茶道等宋代文人審美趣味對日本影響甚大，龍泉窯、吉州天目盞、建窯油滴天目等簡約秀美的瓷器也成為當時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貴族與茶道、花道人士爭相追求的珍品，茶藝家千利休所藏中國瓷器也有傳世。因為有這樣的歷史淵源，20世紀初日本主流收藏家對中國瓷器的興趣在于宋瓷而不是歐美藏家喜歡的色彩絢麗、精致細巧的明清官窯。在東京、紐約都有店鋪的日本山中商會在兩地的銷售品類和風格的差異也顯示了日本和美國的收藏家的不同，在日本，系以裝飾性較強的唐三彩、宋瓷、明清官窯瓷器和天龍山雕塑、家具、宮廷鐘表為主，而美國市場則更為寬泛，既有明清裝飾性文物，也有作為收藏和研究之用的高古器物。

近代中國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紀后期，據(jù)1862年日本“千歲丸”上海行的隨行人員納富介次郎的日記記載，他回國時候就從上海古玩市場購買了多件元明清書畫作品。日記中談到，當時中國有大量的難民為躲避天平天國之亂而涌入上海，這些人為養(yǎng)家糊口而不得不變賣家藏。1895年甲午之戰(zhàn)，遼寧海城縣三覺寺石獅1對，“高丈數(shù)尺，甲午之役即被日軍掠去”（《戰(zhàn)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原存旅順黃金山的唐開元2年《唐鴻臚卿崔忻題名刻石》——唐王朝冊封渤海國的重要實物見證，1910年被日軍駐旅順海軍司令富岡定恭掠往日本，并作為最重要的戰(zhàn)利品獻給大正天皇，此碑至今依然藏于日本皇宮內(nèi)。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還有計劃的師團一級配備“文物搜集員”搜索中國文物，確定有一定價值后即劫掠回日本，抗戰(zhàn)后絕大部分被中國追回。

更多文物是通過古玩貿(mào)易進入日本。早在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將浮世繪介紹到歐洲出售——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量購買古董、書畫藝術(shù)品并試圖帶到美國銷售。20世紀前期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繭山龍泉堂的繭山松太郎、繭山順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壺中居的廣田松繁等也都紛紛前來中國考察、介入中國古董生意。1920年左右，在中國從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約有50人左右，主要在天津、北京、上海，他們主要是進貨賣往日本、美國。而一些中國古董商人也將藏品帶到日本出售，如1912年留學日本的藏書家董康將在北京舊書店購得的“永樂大典”中的17冊古籍賣給京都帝國大學等圖書館。

也有古玩商或探險家直接到中國城鎮(zhèn)搜購文物，如1902年至1914年間大谷光瑞曾先后3次深入中國西北內(nèi)陸從事文物盜掘活動，在高昌故址盜得墓志、題記12方（羅振玉《西陲石刻后錄》、《海外貞珉錄》）。日人江藤濤雄曾從西安古玩巨商閻甘園手中購買到大量佛教造像、瓦當?shù)日滟F文物，近人張扶萬在《在山草堂日記·民國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載：“閻甘園家中觀所藏石銅佛像，（閻）言六朝銅像，東洋人極重，高者可售萬元，女像發(fā)髻工者尤貴。”

清朝官窯在日本一開始就被人厭惡。宋瓷對日本的收藏家而言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其歷史淵源和茶道和文化交流有關(guān)。唐代，中國人的飲茶習俗傳入日本。到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兩國海上貿(mào)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運到日本。宋代文人審美趣味對日本影響甚大，龍泉窯、吉州天目盞、建窯油滴天目等簡約秀美的瓷器也成為當時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貴族與茶道、花道人士爭相追求的珍品。這也稱為日本主流收藏家對中國瓷器的興趣在于宋瓷而不是常見的色彩絢麗的明清官窯作品。清末民初日本好古堂古董商中村作次郎巡游北京琉璃廠后曾感嘆 “中國的舊貨店雖然東西很多，不過適合日本的東西卻很少。因為中國是個革命多發(fā)的國家，舊東西，如明代以前的陶器、宋元左右的好東西，日本反倒有，而其本國中國卻甚少。當今北京那邊的東西，主要是清朝的東西”，在他看來清代的東西過于艷俗，是“適合歐洲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