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時間,商務印書館到今年已經(jīng)創(chuàng)辦120年了。商務印書館不但是我國近現(xiàn)代最大的出版社,而且是重要的學術機構。它有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tǒng),下設編譯所、印刷所、發(fā)行所,各司其職,效率極高。三所之中,編譯所尤為世人矚目,近現(xiàn)代各學術領域的著名學者和各界名流有許多都曾在此工作過,如夏曾佑、杜亞泉、蔣維喬、蔡元培、孟森、陸費逵、胡愈之、陳叔通、茅盾、蔣夢麟、鄭貞文、周昌壽、陳布雷、謝六逸、竺可楨、任鴻雋、周鯁生、陶孟和、何炳松、顧頡剛、葉圣陶、向達、陶希圣等等。

商務印書館還擁有遠東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也就是由原編譯所資料室涵芬樓改造而來的東方圖書館,其藏書規(guī)模與文獻品質,是同時代國內出版機構望塵莫及的,這也奠定了商務印書館在古籍校印與典籍傳播方面獨樹一幟的底氣與優(yōu)勢。

在張元濟、王云五等苦心經(jīng)營之下,商務印書館在譯介新學、倡舉新知與整理國故、傳承古學方面,均取得卓越業(yè)績,獲得社會各界的一致推崇。從一流的作者群到一流的藏書樓,從一流的管理團隊到一流的技術團隊,商務印書館到上世紀30年代時,業(yè)務蒸蒸日上,業(yè)績不斷提升,呈現(xiàn)出迅猛且穩(wěn)健的發(fā)展態(tài)勢。此時,商務印書館不但在中小學教科書、普及讀物方面已獨當一面,已經(jīng)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叢刊》、《萬有文庫》、《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叢書以及《辭源》等工具書更是影響巨大,國內其他出版社無與頡頏者。

不過,在歷史上,商務印書館受日寇侵華影響,一度不得不遷到香港,并在那兒另建印制中心。新近發(fā)現(xiàn)的一些當時的經(jīng)辦人李伯嘉赴港后致王云五的信札,對此段歷史有清晰和直接的描述。本期“品讀”講述的就是商務印書館在抗戰(zhàn)期間遷往香港的往事。

1 廠區(qū)被毀籌備遷港

就在商務印書館全力發(fā)展之際,一場巨大的民族災難打斷了這一進程。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軍隊突然侵犯上海閘北地區(qū),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zhàn)隨之爆發(fā)。次日上午,位于寶山路上的商務總廠和附屬尚公小學,因遭日機轟炸著火,最終焚毀。2月1日,曾被火勢殃及的編譯所(包括附設的10多家雜志社)和東方圖書館又因日軍有意縱火,大火再襲,全部焚毀。

從3月2日日軍占領商務印書館所在的閘北地區(qū),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區(qū)域接管委員會收回為止,占地80余畝的廠區(qū)內,除機器修理部、澆版部及病房幾處外,其他龐大的建筑群均成廢墟。所有的機器設備、書稿紙張及藏版等均付之一炬。東方圖書館藏書除5000冊善本寄存金城銀行外,其余亦化為灰燼。據(jù)統(tǒng)計,在“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物資損失高達1600余萬銀元,至于無形損失,更是無法計量。

當時,滿目頹垣,百廢待舉。此后,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成立以張元濟為首的特別委員會,下設善后辦事處作為具體辦事機構,由王云五等人負責,編譯所所長何炳松等原部分雇員為工作人員。特別委員會曾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將商務印書館的印制發(fā)行中心暫時遷移至北平和香港,以最快速度恢復中小學各級教科書的出版業(yè)務,一方面可以此為基礎重振其出版事業(yè),另一方面也為抗戰(zhàn)時期的國內教育事業(yè)繼續(xù)貢獻力量。事實上,商務印書館多年經(jīng)營的教科書品牌深受讀者推崇,出版發(fā)行量巨大,重振其出版事業(yè),這的確是當時最簡便可行的惟一辦法。由王云五、李伯嘉兩人負責,選擇一批精干隊伍趕去香港分館,不但要續(xù)印先前正在印行的各種教科書,還要籌劃出版一套《新學制復興教科書》以應全國學校開學時的急需。

2 李伯嘉赴港謀復興

李伯嘉,就是李澤彰,他在給王云五的信中多次以“彰”或“澤彰”自稱。李澤彰這個名字,原本是應在馬克思理論譯介史中占據(jù)一席之地的。早在北大經(jīng)濟系就讀時的李氏,就于1919年11月在《國民》雜志2卷1號發(fā)表了節(jié)譯本《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是最早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青年才俊之一。

許德珩所寫的《國民雜志的問世》一文,對李氏當年的譯書情況及后來去向都有明確交代。文中寫道:《國民》雜志第五期上還發(fā)表了《共產黨宣言》的前半部,這是《共產黨宣言》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譯本。譯者為李澤彰,全書已經(jīng)譯完,因限于《國民》雜志的篇幅,只能陸續(xù)發(fā)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適特地把李澤彰找去,說:“你快畢業(yè)了,畢業(yè)后你還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產黨宣言》譯文連載);如要出風頭,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適的威脅利誘,李澤彰抽出譯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產黨宣言》在《國民》上沒有全部登完。李澤彰后來由胡適介紹給王云五,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成為王云五的親信了。

胡適有沒有對李“威脅利誘”,姑且不論,只是李后來不再從事馬克思理論譯介活動,確是事實。他后來追隨王云五,傾力從事出版事業(yè),也是事實。這一時期,“李澤彰”這個名字出現(xiàn)在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新學制教科書”的版權頁上,是“編纂人”之一,初版時間為1924年。除此之外,“李澤彰”的名字少有出現(xiàn),而代之以“李伯嘉”這個名字。早在1923年編印的《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同人錄》上,“李伯嘉”的名字就已在王云五任所長的編譯所名單中出現(xiàn),時為法制經(jīng)濟部編輯。從李伯嘉追隨王云五長達20余年的職業(yè)生涯來考察,從普通編輯到總管經(jīng)理,他作為王的親信、得力助手是無疑的。此刻在國難之際,率部遷港的領頭人選定李伯嘉(后來他曾任香港分館經(jīng)理),也正是體現(xiàn)了王云五對他的信賴與看重。

這段特殊時期的史實,李伯嘉后來專門有過披露。因為出版業(yè)的最重要營業(yè)時期,就是春秋兩季的開學時期。商務出版的教科書參考書范圍極廣,差不多全國學校用書,大部分依賴商務的供給。如果在開學的時候不能供應圖書,教育界必感覺書籍缺乏。但是,當時香港和北平兩廠的機器和添購的機器,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表面看來,是很難擔負印刷秋季用書的任務。

商務印書館照相制版部

張令濤所留的辭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