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群眾利益絕不“抓大放小”

　　綏江縣地處滇東北一隅，山高路陡，“螺螄殼里做道場”，發(fā)展很受制約。從大處說，水電站建設是綏江“改變命運”的機遇，也關乎移民群眾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但楊淞認為：“對群眾利益絕不能搞‘舍近求遠、抓大放小’，就是要‘大事小情一把抓’。”

　　綏江縣每天安排2—3名處級干部、各鄉(xiāng)鎮(zhèn)安排1名科級干部接待移民群眾上訪，處級、科級干部每隔10天就到掛鉤村走訪一次，暢通群眾訴求的表達 渠道。同時成立了由退休老同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移民代表組成的“移民權益維護組”，為移民群眾維權“撐腰”。“移民權益維護組”為群眾爭取建房困難 補助、房屋簡裝修資金4億多元，深受移民信賴。

　　綏江縣強化了移民訴求的回應保障機制。在移民工作一線成立92個黨支部和117個臨時黨小組，做到黨組織全覆蓋。選派21名科級和股級干部到移 民村和社區(qū)掛職，并為村、社配備1—3名移民工作助理員。與此同時，提高移民村、社干部待遇，優(yōu)先提拔移民干部，將移民村、社的工作經費提高到5萬—15 萬元。在移民搬遷時，又成立了16個現場工作小組，協調解決各類問題15萬多個。

　　俗話說“吃得虧，打得堆”，在綏江縣移民工作中，基層黨員干部們寧愿自己吃點虧，也不讓群眾戳脊梁骨。會儀鎮(zhèn)會儀村一組所有村民都要搬遷，該村 黨支部書記朱益田的母親就在一組。“兒子當村干部，肯定會給自己家老母親多分地。”核定分解一組的集體土地時，村里就起了風言風語，土地分解后意見更大 了。但復查后，朱益田母親家不僅沒有多分到地，還少分了四分地，朱益田家也沒要求補回來。

　　在征求建房意見時，有人提議建政法小區(qū)、公務員小區(qū)、教師小區(qū)等，立即遭到制止：“不能分出三六九等，全縣領導干部要和群眾一起分房。”縣里出 臺了移民安置房電腦搖號的分配辦法，紀檢監(jiān)察機關、公證處工作人員和68名移民監(jiān)督員現場全程參與搖號分配。一場又一場的搖號分房結果公示后，大家紛紛查 找縣領導、鄉(xiāng)鎮(zhèn)干部、村干部的房子情況?？h城居民李文明說：“縣領導的房子還不如我的好，還有啥說的？”

　　變“替群眾做主”為“幫群眾做主”

　　在征地拆遷等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工作中，地方政府絞盡腦汁，卻“好心不得好報”，甚至引發(fā)群體性事件，這是為何？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啟梁認為，一些基層決策機制還不健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不能讓群眾“蒙在鼓里”，而應參與進來。

　　楊淞告訴記者，如今隨著群眾維權意識的提高，基層走好群眾路線，必須保障好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甚至決策權，這一點也關乎移民工作的成敗，“要擯棄我是決策者、說了就算的錯誤認識，變‘替群眾做主’為‘幫群眾做主’。”

　　移民搬遷需要縣里出臺的安置配套政策和實施辦法近百個，如何定“杠杠”？綏江堅持“未聽取群眾意見的事項不決策；未經群眾討論的事項不決策；群眾不同意的事項不決策”，并在決策前問需于民、決策中問計于民、決策后問效于民，保障好群眾的權益。

　　縣移民局副局長李文利介紹：“在移民安置房和門面房的分配上，我們分別經過了100多次和80多次方案修改。”縣里組織813名群眾，分20余批次到四川屏山、北川等地考察，再讓群眾參與政策制定，才形成了引入填報高考志愿方式、電腦搖號的“高招”。

　　建房之初，由于移民群眾家庭人口不同、經濟條件各異，對戶型的設計要求也各不相同，導致群眾眾說紛紜，意見始終無法統(tǒng)一。面對臨近的開工日期和 承建方多次的催促，綏江縣仍按步驟組織干部群眾外出考察，開門定政策，最終確定了5種面積8個戶型的設計方案，最大限度滿足群眾需求。

　　縣里抓住房屋丈量、土地分解、資金測算、意愿選擇、房屋分配等環(huán)節(jié)，以信息公開、陽光操作消除群眾誤解。對移民政策一律實行“兩會一榜一冊”， 即召開工作人員培訓會、移民群眾院壩會，在村小組張榜宣傳，編輯《宣傳手冊》。縣里還利用文藝演出、掛歷、短信等宣傳方式，讓群眾看得見、聽得到、信得過 移民政策。

　　在整個移民工作中，綏江縣為移民安置配套政策的出臺召開了各類討論會4000多場次，收集意見建議8600余條。“作為移民代表，我參與了移民政策的制定出臺，雖說談不上決策，但參與本身就給鄉(xiāng)親們吃了‘定心丸’。”移民戶代表牟玉成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