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創(chuàng)作之源是我的少年時代。雖然，在度過少年時代的那個叫做故鄉(xiāng)的地方，我并沒有聽說過“文學”這個字眼。我的母語里沒有，上學以及與外部世界交流所使用的漢語里也沒有。

我的母語被認定為一種藏語方言，除了宗教語境之外，在這個只有口語而沒有文字的語言中，一切文字表達都叫做“達斯覺”，就是文字的意思。而通過報紙、電臺、文件和小學校的教材，通過外來的人——商販、醫(yī)生、小學教師、筑路工人和伐木工人傳導到我生活的那個村莊來的漢語，也只是呈現(xiàn)其最實用最簡單的部分，“文學”這個更趨于審美與咀嚼生活深意的名詞也還沒來得及包含其中。

即便是這樣，在我的成長歷程中，文學中最重要的那些內(nèi)容已然發(fā)生。智識漸開時，與生活的美好與苦難相逢，看見美麗的自然與急劇變化的社會，感受一個個的人，他們的成長或衰亡，堅定或彷徨，還有自己身體成長中欲望的開張，以及由此生出的對于人對于愛的渴望，對世界的種種想象與向往——所有這些，都構(gòu)成了一個獨特的情感世界。這個世界里潛藏著那么多未解之謎。要再過好些年，直到我十四歲的時候，才第一次遭逢“文學”這個詞匯。于是，那些少年時代的經(jīng)驗開始產(chǎn)生意義，開始嘗試在內(nèi)心解答被周圍的文字世界忽略不計的詢問與迷茫。

又過了八九個年頭，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文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勇敢地擔負起啟蒙的重擔。雖然我并不曾立即從那些詩歌與小說中得到關(guān)于人生與世界的直接答案，但這些作品給了我不同凡響的啟示，使我覺得惟有文學，可以解釋我自少年時代就沉積心中未有答案的那些疑慮：個人與家庭苦樂的因由，地域的開放與閉鎖，信仰的正道與歧路，以及過往話語未曾予以足夠關(guān)注的地方性歷史敘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從事文學書寫，就會從這里開始；如果有一天我要從事文學書寫，肯定是因為，到我獲得寫作能力的那一天，還沒有人用我期待的方式書寫這個地域、這些人群。那我將開始書寫。

是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讓我開始大量閱讀。閱讀之后，是書寫的嘗試，一些詩歌——關(guān)于故鄉(xiāng)的自然與人，一些短篇小說——帶一點自傳性，有關(guān)一個少年在偏僻鄉(xiāng)村的覺醒與成長。開始是比較順手的，但隨即難度出現(xiàn)，超過了我的想象。把“我”當成書寫對象稍微容易一些，但當這個“我”需要擴張成“我們”時，困難就出現(xiàn)了。文學書寫還需要把我少年時代成長的故鄉(xiāng)擴展一些，使其在地理與文化意義上都更為廣大，這個困難也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難在于我進入的是一個從未被文學之光照耀的空白地帶。我要書寫的人們幾乎從未用詩歌的語言呈現(xiàn)過自己的情感與理想，也從未在小說這樣的文學方式中嘗試探求人性的不同面向。

那些困難巨大到差點使我放棄文學書寫。

在那些年里，我頻繁地四處尋訪，尋訪那些比故鄉(xiāng)村莊更大的地域，村子所在的那個鄉(xiāng)，那個縣，那個自治州，那個省，還有別的省。我向唐代詩人杜甫學習在大地上漫游的方法。我向美國的惠特曼學習記錄這些漫游中得到啟悟的方法。我尋訪那些與故鄉(xiāng)有著某種相似性的地方，尋訪那些與故鄉(xiāng)絕無相似性的地方。

當然，還有更開放更駁雜的閱讀。人類的文學書寫，在從狹窄走向?qū)拸V，從庸常超拔出詩意方面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智慧。尤其重要的是，文學從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在反抗神學禁錮上提供的強大思想，給予我反思的勇氣與力量。我用審美的、思辨的文學之光，把我書寫的那片地域照亮，把那些人群照亮。這時我發(fā)現(xiàn)，少年時代那些原初性的經(jīng)驗是多么重要，后來的行走、閱讀與書寫，也不過是把那些初始的來自身體的、來自情感的，而不是來自理念的感觸與情緒喚醒。這種喚醒真是太重要了，使得我在追求深刻時，還能保持純真；在揭示復雜時，還能保持某種單純。當書寫的對象過于丑陋時，少年時代產(chǎn)生的對于世界的美好想象還會使我不至于對世界感到絕望。

在我寫作的這三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社會急劇變化，這種變化最大的結(jié)果之一，是樂于表達鄉(xiāng)愁的中國文學也很難回到往昔的故鄉(xiāng)。但對我來講，這樣的結(jié)果并不令人惆悵。因為只要有少年時代那些身體性的記憶存在，那些對世界的原初的感觸存在，我就擁有一個完整的故鄉(xiāng)。

阿來，作家，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縣?，F(xiàn)任四川省作協(xié)主席。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機村史詩》、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散文集《就這樣日益在豐盈》、詩集《梭磨河》等。曾獲茅盾文學獎、百花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