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門的“陷阱論”給纏住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等，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弄得國人如履薄冰，總是對未來捏把汗。

當“陷阱論”出入各種討論場所時，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很難不帶成見。它的缺欠在于：首先，它只是對有限區(qū)域的歷史過程的不完全總結;其次，它對復雜歷史進程的總結又是有選擇的，是對極為豐富的歷史構成的簡化;再次，這些“陷阱論”大多是戰(zhàn)爭勝利者對歷史的總結，反映了曾經(jīng)勝利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利益觀。對歷史的選擇就是對價值和利益的選擇。當“陷阱論”為現(xiàn)實利益服務、成為控制或壓榨新興者的理論工具時，對歷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難免。各種“陷阱論”各有其隱含邏輯，無論贊同還是批駁，只要用其概念，就會掉入陷阱中。

比如“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邏輯前提是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tài)的，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chǎn)品，只能由霸權國家提供，才能維持國際秩序。在特朗普強調(diào)“美國優(yōu)先”、不愿繼續(xù)無償提供國際公共產(chǎn)品的情況下，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的中國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如果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chǎn)品，就會被認為是霸權國家行為;如果中國不提供國際公共產(chǎn)品，就會被認為不負責任。

其邏輯陷阱是，這里的公共產(chǎn)品與我們強調(diào)的中國與其他國家一道給社會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中性含義并不相同，只能由霸權國家提供，而霸權國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國真如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約瑟夫·奈建議的那樣積極提供公共產(chǎn)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產(chǎn)品，美國的聯(lián)盟體系、霸權體系還能維持嗎？他這么說，只是希望中國在一些領域給美國幫忙，而絕非希望中國真的取代美國。

另外，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經(jīng)驗、階段總結，并不反映必然規(guī)律。比如鼓吹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zhàn)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說兩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歷史經(jīng)驗能否適用于當今世界，尤其是東方文明古國，僅就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學界一直有爭議。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解釋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邏輯前后不一?？梢哉f，“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給后人設的一個陷阱。

西方“陷阱論”層出不窮，其潛臺詞恐怕是：中國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萬丈深淵。其本質(zhì)是不認可、不看好中國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維的自以為是，認為自己代表了“普世價值”，終結了歷史選擇。這使西方總是不能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國。擁有特長歷史、特大規(guī)模、特世俗社會以及特殊崛起這“四特”屬性的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奉這些“陷阱”為圭臬，將會形成惡性預期自我實現(xiàn)的效應，這一點尤其需要警惕。

走出“陷阱論”的歷史迷思

“陷阱論”近年來不斷花樣翻新。一些學者熱衷做“搬運工”，不少時候還把它們作為分析現(xiàn)實問題的入口，乃至不知不覺掉進了各種“陷阱”所設置的理論陷阱。

為何會有那么多人對“陷阱”津津樂道？一個原因是，“陷阱論”中包含著一些真問題。今天各種“陷阱論”，大多先是在西方國家流行起來的，它所反映的一個事實，即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興國家”的群體性興起，西方國家傳統(tǒng)優(yōu)勢地位的逐漸式微，以及西方內(nèi)部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混亂局面的加劇，在20世紀下半葉曾較長時間都自信滿滿的西方人，如今在面對現(xiàn)實和未來時，已經(jīng)充滿不確定感和迷茫心緒。

以各種“陷阱論”的方式表達出對現(xiàn)實世界的種種焦慮，這是很正常的。但“陷阱論”在中國引發(fā)“焦慮”，還與中國的國家特性與發(fā)展階段有關。與一般國家不同，中國是少有的領土規(guī)模廣大、人口數(shù)量眾多、族群和文化構成繁多、地域差異顯著的超大規(guī)模國家。這種類型的國家，在平常情況下都會表現(xiàn)出遠超一般國家的復雜性。在經(jīng)濟和社會快速發(fā)展時期，內(nèi)部變動激烈，由此帶來的問題和挑戰(zhàn)更會遠遠多于中小規(guī)模國家。當各種“負面新聞”通過各種網(wǎng)絡平臺迅捷地到處傳播時，外來的“陷阱論”，總是容易得到被放大了的負面現(xiàn)實情境的印證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各種“陷阱論”面前所表現(xiàn)出的免疫力不足，所表明的是對歷史與現(xiàn)實的辨識能力還是有欠缺。而其成因，又在于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相遇時的相對弱勢，使得中國人長期在面對外來理論時，養(yǎng)成了十分顯著的學習者心態(tài)，批判反思意識不足。

這種被動學習者心態(tài)，與我們的歷史主體意識同中華民族燦爛文明不相匹配、對世界乃至自身的歷史解釋能力不足有關。中國以往的歷史記述主要是關于中國的，而在近代以來接受的區(qū)域史、世界史或全球史，以及其他國家的歷史，大多數(shù)時候不過是西方歷史的一種延伸。當中國人在由西方學者提供的歷史中思考時，對各種“陷阱論”常常難有反思性回應。

還有，中國發(fā)展到今天十分不易。許多不自覺呼應西方“陷阱論”的國人估計也是愛國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但“陷阱論”的諸多缺欠，決定了它們只是“守成國家”維護自身利益、形成話語權的“軟權力”策略。以之觀察和裁決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不僅僅是先入之見，而且是強詞奪理。這些從有限經(jīng)驗中總結出來、而又帶有明顯成見的話語，沒有辦法完全理解有著五千年文明傳統(tǒng)的中國，更重要的是它們可能根本就沒有想過要真正理解中國。

時易勢移，今天中國再次無限接近世界舞臺中心。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對自身歷史主體的重建工作剛剛開始，在知識、話語權等方面的建設上，需要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超越“陷阱論”的話語體系

我們需要冷靜看到，這么多“陷阱論”被廣為傳播，相當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掌控國際話語權。直到最近，情況出現(xiàn)了變化。

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jīng)濟論壇的主題為“在分裂的世界中構建共同的未來”。這聲音聽起來怎么那么熟悉？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同一論壇上演講的核心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毫無疑問，世界經(jīng)濟論壇今年的主題就是在呼應習近平主席去年演講的精神。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話語權初顯，主要是因為這些年自身發(fā)展得好。但我們要樹立自己的話語權，還要注意幾個問題。

首先，到現(xiàn)在為止中國還沒能構建起完整的、受到世界認同的獨立話語體系。很多事情我們自己的理論總結還不到位，缺乏具體的參照和共性的指標。

其次，我們的一些學者和媒體，對很多問題的分析，基本上還是以拿來主義為主。在拿別人的信息來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時，難免會受到別人話語權的影響，因為這個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別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最后，國際話語權作為某種程度上的“軟實力”，是靠“硬實力”造出來的。美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總是以科技最發(fā)達、軍事最發(fā)達、經(jīng)濟最發(fā)達，因而政治體制也最發(fā)達的形象著稱，所以它就容易掌握國際話語權。

中國要建立自己的國際話語權，必須創(chuàng)造一套能讓外界聽懂的話語體系，用簡單的事實、易懂的邏輯去說服別人，而不是用高深莫測的中國式話語去解釋。

我們要堅持自己的說法，不為別人設置的話語套路所干擾。比如，中國這些年發(fā)展得好，是因為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西方輿論總是要把我們指責為“國家資本主義”，想把我們拖進另一種話語陷阱。事實是，中國不僅把經(jīng)濟發(fā)展得有聲有色，而且制定了精準扶貧計劃，過去5年使6000多萬人口脫貧，還剩下5000多萬人到2020年前也要全部脫貧。這不是社會主義是什么？

我們的學者和媒體從業(yè)人員都應以更加自覺的態(tài)度，拒絕盲從，增強自信，善于研究問題。不能別人說什么，我們就跟著說什么，把別人的信息直接翻譯過來采用。遇到突出事件，要多問幾個為什么，要從多種渠道去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不能讓人家牽著鼻子走。

一個多世紀前，美國賢人愛默生曾告誡美國年輕人不要再吸食歐洲知識的殘羹冷炙，而要學會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用自己的腳走路。如今的中國人同樣要掙脫西方思想和理論的故步自封，敢于用自己創(chuàng)造的概念、以自己生產(chǎn)的話語來解釋中國甚至世界。中國這些年來在經(jīng)濟、社會等各方面的成功，已經(jīng)為在知識體系中創(chuàng)造“中國學派”提供了良好條件。跳出西方理論工具來對中國的偉大實踐做出理論總結，已逢其時。

總之，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國際話語權，有助于外界不再跟著各種“陷阱論”去臆想中國，而是用比較客觀的眼睛看待中國，當然也有助于我們自己提升“四個自信”的自覺性，讓我們從思想到實踐都能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義桅，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北京外國語大學億陽講席教授丁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