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著名數學家吳文俊去世。出人意料的是，大師的隕落旋即引發(fā)了國內兩家“交通大學”校友的口水戰(zhàn)。

吳文俊就讀于1940年代的交通大學，而在絕大多數新聞里，他都被說成畢業(yè)于“上海交通大學”。這引起西安交通大學校友的不滿，他們認為，吳文俊應該是他們學校的“正牌校友”。這是因為，民國時期的交通大學，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把主體部分遷到了西安，只留下極小一部分在上?！，F在的上海交大，就是在當年這一小部分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因此，一般認為，西安交大才是交通大學的“正統(tǒng)”。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如今一提到交大，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海交通大學，其實在10年前或更早的過去，西安交通大學才是真正的名校，曾經與中國科技大學同期開設少年班，并被稱為‘中國的MIT’?！?/p>

雷頤的說法可以用數據來證明。過去，西安交大一直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大學，是“985工程”首批名單里的7所高校之一。但從某個時期起，上海交大開始反超。盡管國內大學排行榜的科學性、公正性一直遭人質疑，但是在各種最新的大學排行榜上，上海交大的排名總是以明顯優(yōu)勢領先西安交大。例如，由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大學評價》課題組組長武書連主持編訂的中國大學排行榜，在最初的2003年，上海交大居第9名，西安交大是第12名，二者的差距還不是很大。到了今年，上海交大已躍居第4，而西安交大則落后整整10名，排至第14名。

最明顯的差距，體現在兩校的財力與師資上。據公開資料顯示，上海交大從1993年開始，年收入就已進入全國前四甲。2017年，該校的預算總額高達140億元，排名第4，是全國僅有的4所預算經費超過百億元的高校——是排名第15的西安交大的兩倍。

在師資方面，截至2015年，上海交大擁有47名兩院院士、70名“千人計劃”學者，39名“青年千人計劃”學者。而根據西安交大的官網介紹，該校擁有29名兩院院士，“千人計劃”與“青年千人計劃”學者共計51人。

為大學“畫圈”

上海交大起點低卻進步神速。對此，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是兩個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地域因素，雖然西安是西部地區(qū)的中心城市，但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浦東已經超越深圳，成為新的帶動全國經濟增長的龍頭。上海交大的這種區(qū)位優(yōu)勢與資源優(yōu)勢，是西安交大無法比擬的。其次，工科的研究項目往往設備多、規(guī)模大，經費動輒上千萬，因此以工科見長的上海交大就難免財大氣粗。同樣在上海，上海交大近年來的表現比復旦大學還要搶眼，大有成為“上海灘第一名?！钡膭蓊^，在諸多因素中，其理工科大學的優(yōu)勢也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西安交大不僅被它的“同門兄弟”大幅反超，它要保持原有水平都已經很難了。有數據顯示，僅在1996～2000年，西安交大就流失了599名學科帶頭人與骨干教師。這與蘭州大學的境遇非常類似。

就像蘭大一位校友所說的，拜中國近些年的經濟增長之功，縱向比，無論是師資、學生還是經費，蘭大的各項數據當然比過去是進步了；但是橫向一比較，蘭大就全面落后于那些東部地區(qū)的“985”高校了。蘭大與西安交大等一批名校的相對衰落，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格局的變遷。

2008年出版的《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與協(xié)調發(fā)展研究》（以下簡稱《高教資源分布》）一書，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委托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該書分析說，1950年代，中國調整高等學校院系，原則之一就是重點建設西部地區(qū)院校。經過調整，中國高校的布局相對均衡。例如，從省級高等學校的絕對差異的變化看，極差值明顯下降，由1949年的37下降到1953年的26，原高校數量最多的上海從37所減少到15所。交通大學正是在這一時期由上海內遷到西安，成為西安交通大學的。

雖然在1990年代之前，中央政府也曾多次劃定“全國重點大學”的名單，但大學之間的等級并沒有后來發(fā)展得那么復雜與森嚴。

1993年7月，當時的國家教委決定設置“211工程”，即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點。1998年5月4日，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向世界宣告：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教育部因此開始實施“985工程”。在“211”大學的范圍內，通過數次畫圈，又選出39所大學。

在這些學校中，撥款與定位又分若干層次。例如，第一層級是北大、清華，目標為“世界一流大學”，一期撥款額度是18億。第二層級是國內一流、國際知名高水平大學，這其中仍有差別，其中浙大14億；南大、復旦、上海交大、北師大各12億；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北京理工大學10億；中國科大、西安交大9億。此外，從1992年開始還三次畫圈，確定了31所副部級大學，即學校的校長與書記都是副部級，由中央直接任命。

根據《高教資源分布》一書，代表中國優(yōu)質高等教育資源的“211”與“985”學校大多集中在東部地區(qū)。一些曾在計劃經濟時期名震全國的老牌重點大學，盡管后來也入選“211”和“985”，但由于地處中西部地區(qū)及東北三省，皆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人才流失、經費不足、學校學科排名與聲譽下降的狀況。

“馬太效應”

蘭州大學校友、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認為，教育的根本問題是平權，其中包括區(qū)域教育資源的合理分布問題。中國高等院校的地區(qū)差距是從1980年代后期，伴隨中國經濟的起飛逐漸拉開的。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與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刺激了經濟發(fā)展，同時也拉大了東西部地區(qū)經濟水平的差距。地方經濟的活力，直接影響當地高校的發(fā)展。

在過去，地方經濟與所在地的重點大學沒有什么關系，因為這些學校的經費是由中央政府統(tǒng)一全額撥款的。不僅如此，西部地區(qū)由于經濟落后，在這些地區(qū)高校工作的教師反而能夠得到補償——他們的工資要比東部地區(qū)的同行們高。但工資的地區(qū)差在1980年代中期被逐漸取消。

到20世紀末，中國實行中央與地方兩級辦學、以地方政府統(tǒng)籌管理為主的體制。經1998～2000年的調整，除少數教育部直屬院校外，絕大多數高校都劃歸地方管理。而“985”院校的經費，則由中央與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下?lián)?。這樣一來，經濟發(fā)達地區(qū)也就是東部沿海地區(qū)，能提供較多的經費和吸納較多的大學畢業(yè)生，高校數量多，辦學經費充裕，而不發(fā)達地區(qū)主要是西部地區(qū)高校數量很少，經費也少。

因此，在“985工程”實施之前，全國重點大學之間的差距并不大，但在高教改革之后，“大學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造成了馬太效應，強的越強，弱的越弱”。十年砍柴表示。

高教改革之后，地方經濟與當地大學有了共生共榮的關系。十年砍柴以武漢大學為例分析，在計劃經濟時代與現在，武大都是實力雄厚、排名靠前的全國名牌大學。但在1990年代，武漢的城市發(fā)展曾經經歷過一個低潮期，直接導致武大也短暫跌入低谷，當時武大的很多老師也南下北上。比如清華大學當時新建法學院，就挖走了武大法學院的很多老師。

另一個例子是位于重慶的西南政法大學，它曾經堪稱國內法學高校的翹楚，培育了當今中國法學界的許多著名專家。但在今天，且不說“西政”無法與中國政法大學比，連位于上海的華東政法大學都要將它反超。

在這種情形下，人才開始從西部高校向發(fā)達地區(qū)主要是東部高校流動。據不完全統(tǒng)計，最近20年來，甘肅省至少有4000多名高級科技人才“孔雀東南飛”。近10年，甘肅省調出高級職稱技術人才上千人，調入不足百人，僅中科院蘭州分院、蘭州大學等重點科研單位、高等院?？缡≌{出的高層次人才就有近500 個。

無獨有偶。位于山西的“985”高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在2000～2003年共調出125人，連當時僅有的1名“長江學者”也離開了。

環(huán)繞北京的河北也好不到哪里去。在2006～2010年間，該省重點建設的5所骨干學校就流失了445名人才。

在東北地區(qū)，這一新中國重工業(yè)的發(fā)源地發(fā)生了持續(xù)的經濟低迷，同時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流失問題，尤其是高端科研人才。吉林大學校長李元元說，“就吉林大學而言，在過去有一段時間里流失的人才完全可以再辦一所‘211大學’了?！蓖瑫r，他正期待隨著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政策的落實到位，經濟回暖，人才最終回流。

根據《高教資源分布》的統(tǒng)計，2004年，中國高等院校的專任教師，東部地區(qū)有39萬余人，而西部地區(qū)只有17.5萬人。東部高校教職工超過3萬人的有北京、江蘇、廣東等5省市，而西部沒有一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超過3萬人，其中，江蘇的高校專任教師數量是西藏的50倍。

“半吊子”開放

梳理中國高校地區(qū)差異的演變，從表面上看，是改革開放之后市場力量起作用的結果。但從根本上講， 時至今日，政府仍是中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主導力量，市場的作用仍比較弱。

熊丙奇解釋說，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后，主導中國大學命運的，在中央政府之外，還多了地方政府這個因素。區(qū)域經濟的差距，最終通過地方政府對所在地大學的支持力度大小表現出來，這在本質上仍舊是行政的力量，而并非自由市場的力量。十年砍柴也表示，這是一種“半吊子”的人才自由流動，不是完全的教育開放。

熊丙奇指出，如果將以各種形式與名目獲得的政府經費都算上，北大清華獲得的政府撥款能占到兩校收入的80％以上，與此同時，它們從其他渠道獲得的經費依然十分豐厚。

今年初，艾瑞深中國校友會公布的中國大學校友捐贈排行榜顯示，截至2016年12月，全國高校累計接收校友捐贈總額突破230億元，其中清華大學一所高校就以受捐25.29億元位居第一，北京大學、武漢大學、電子科技大學和復旦大學等也躋身中國大學校友捐贈“10億俱樂部”。

5月20日是浙江大學120周年校慶，浙大在生日這天收到的校友捐款即超過10億元。

中國高校被分為三六九等的背后是大學行政化。曾參與教育部“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與協(xié)調發(fā)展研究”的湖南大學研究員陳厚豐撰文指出，在高等教育經費總量既定的情況下，投給國內頂尖水平大學的經費所占的比例偏高，實際上擠占了政府財政對第二、第三層次“985工程”大學、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的經費投入。

陳厚豐認為，由于國內頂尖大學和一流大學的學術影響力大、教育質量高、科研能力強、社會聲譽好，因而爭取科研撥款、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和民間捐贈的能力都比其他高校強，而且能獲得豐厚的地方財政配比資金。而一般本科院校，特別是高職高專院校，不僅從政府那里獲得財政撥款較少，而且也無力從社會上籌措到足夠的辦學經費。結果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這種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不平等，已直接導致高等教育發(fā)展機會的不公平。

“中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與協(xié)調發(fā)展研究”課題組對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高等教育資源，協(xié)調好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其最終研究成果顯示：目前，中國現有高等教育資源分布極不平衡，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不發(fā)達地區(qū)高等教育資源相當匱乏。由于經濟基礎薄弱、辦學條件差、自然環(huán)境惡劣，西部地區(qū)的師資尤其是優(yōu)質師資已流向東部發(fā)達地區(qū)，這更加劇了中國區(qū)域高等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平衡。

2017年2月24日，在教育部召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工作推進會上，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呼吁：“東部各高校，請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