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教育與儒家經(jīng)典

隋唐五代的童蒙教育大致可以分為識字、讀經(jīng)、屬文和專習四個階段。如唐李恕的《戒子拾遺》中記載培養(yǎng)子弟的方案：“男子六歲教之方名，七歲讀《論語》《孝經(jīng)》，八歲誦《爾雅》《離騷》，十歲出就師傅，居宿于外，十一專習兩經(jīng)?！睆倪@一方案來看，童子在六歲時須接受識字、名物、節(jié)氣和天文等生活知識的啟蒙教育；七歲開始讀《論語》《孝經(jīng)》等，接受經(jīng)典啟蒙教育；八歲開始讀《爾雅》《離騷》等，進行文學啟蒙教育；十歲外出拜師，進一步深造；十一歲就可以專習兩經(jīng)等通經(jīng)教育，以便參加童子科考試，或為將來參加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做準備。當然，這只是士族之家比較理想的啟蒙教育計劃，并不能代表所有唐代啟蒙教育的全部。

唐代童蒙教育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尤以《孝經(jīng)》《論語》為重，這也是自漢魏以來童蒙教育就重視《論語》《孝經(jīng)》的傳統(tǒng)。童子在六七歲就開始接受識字、名物等知識教育，同時培養(yǎng)孝道和儀禮等行為、舉止規(guī)范，為誦讀《孝經(jīng)》《論語》打好基礎(chǔ)，再誦《春秋左傳》《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五經(jīng)”，甚至涉獵“九經(jīng)”，大致遵循因人而異、由淺入深、由少而多的“循序漸進”原則。

唐代童蒙教育為什么重視《孝經(jīng)》《論語》呢？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論語》《孝經(jīng)》的內(nèi)容和國家需要培養(yǎng)的人才決定的?！缎⒔?jīng)》“以紀天經(jīng)地義”，《論語》“以紀先圣微言”。中唐文學家李華曾經(jīng)指導外孫讀書云：“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jīng)》，此最為要也。”由于《詩經(jīng)》《禮記》的難度較大，在具體實踐中，通常以《孝經(jīng)》為先，《論語》為后。如薛魯魯“儒家之令子”，“五歲能誦《孝經(jīng)》十八章，七歲通《論語》廿二篇”。這應(yīng)該是由“蒙以養(yǎng)正”，即童蒙教育的根本性質(zhì)來決定的，童蒙教育重在“義方”，“以明尊卑之義，正長幼之序”。因此，宣傳“百行孝為先”，以“孝為本”的《孝經(jīng)》，對培養(yǎng)和端正兒童的品性和行為舉止無疑尤為重要?！墩撜Z》的地位要高于《孝經(jīng)》，雖然有“半部《論語》治天下”說法，但《孝經(jīng)》宣揚的忠孝觀念，更加符合最高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需求。開皇十年（590），隋文帝親自主持國子學釋典儀式，并命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jīng)》，宣揚忠孝，足見官學對《孝經(jīng)》教育的重視。唐高祖也十分重視《孝經(jīng)》啟蒙教育，在武德七年（623），專門下詔，獎拔表彰史孝謙為兩個幼子“講習《孝經(jīng)》”，加強《孝經(jīng)》教育。童子先讀《孝經(jīng)》，后讀《論語》，除了內(nèi)容方面的原因外，應(yīng)該與《孝經(jīng)》較為簡單、內(nèi)容較少、較容易被幼童掌握有很大關(guān)系。二、科舉考試強化了童蒙教育中《孝經(jīng)》《論語》的地位。唐代童子科考試的最主要內(nèi)容是《孝經(jīng)》和《論語》，直接加強了童子學習這兩部經(jīng)書的積極性。童子科考試，“習一經(jīng)兼《論語》《孝經(jīng)》，每卷誦文十科（條）”。唐代明經(jīng)、進士、秀才等?？瓶荚?，均須兼修的《孝經(jīng)》《論語》，也就意味著舉子都必須從小修習這兩部經(jīng)書。在唐代科舉指揮棒的指導下，科舉考什么，士子就學什么，因此，士人想?yún)⒓优e業(yè)，就必須從小重視最基礎(chǔ)的《孝經(jīng)》和《論語》的啟蒙教育。

其次，它兼及“五經(jīng)”?！拔褰?jīng)”作為中國古代圣王、賢哲治理國家的經(jīng)典和法寶，備受重視。正如唐人歸崇敬所說：“‘五經(jīng)’‘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國家創(chuàng)業(yè)，制取賢之法，立明經(jīng)，發(fā)微言于眾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因此，唐代童子在接受《孝經(jīng)》《論語》啟蒙之后，便會誦讀《尚書》《春秋左傳》《毛詩》《禮記》《周易》等“五經(jīng)”?！拔褰?jīng)”對童蒙而言難度有點大，比較聰慧兒童才敢修習“五經(jīng)”，屬于超前教育，多數(shù)情況是選習“五經(jīng)”中的一兩經(jīng)，罕有通“五經(jīng)”者。

“五經(jīng)”中最受童子歡迎的應(yīng)該是《春秋左傳》?！洞呵镒髠鳌贰拔牟扇粼圃?，高深若山海”，有“文之有左、馬獻”之美稱，“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在隋唐“以文取士”的風氣下，童子讀《左傳》可謂一舉兩得。不僅如此，《左傳》講的是“歷代君臣大本，成敗大較，忠賢功用，奇正方略”，唐人稱贊其“為百王不易法”，遠超《史記》，“足以訓”。由于《左傳》相對來講，難度較大，一般是在童子學習《孝經(jīng)》《論語》之后，年紀稍大，才學習。年紀較小的童子，需要老師教授方可修習，如貞觀中，薛震6歲，就“受《左傳》于同郡韓文汪，便質(zhì)大義”。史學家劉知幾12歲，就由其父授《左傳》，“期年而講誦都畢”。中唐以后，士人重《左傳》應(yīng)該與古文運動重《左傳》形成“春秋學派”有很大關(guān)系。加之，《春秋》講的是“王道之正，人倫之紀”，長慶二年（822）二月諫議大夫殷侑建議，以《左傳》《公羊》《谷梁》置三傳科，“以勸學者”，穆宗于是下詔設(shè)三傳科，對及第者優(yōu)予處分，勸勉學子積極研習三傳，此舉必然也影響了童子讀《左傳》的熱情。

《周易》，司馬遷將其列為“群經(jīng)之首”和“大道之源”。唐代呂溫就說《周易》“可以正性命，觀化元，貫眾妙”。唐代童子學習《周易》的情況相對較少，主要是因為《周易》內(nèi)容深奧，實用性不高，童子學習難度大。僅見唐休璟、李慈、呂方毅等少數(shù)童子修習《周易》。

《詩經(jīng)》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鬃訉Α对娊?jīng)》評價：“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溫柔敦厚，詩教也”。顯然，《詩經(jīng)》對凈化童子純潔心靈，培養(yǎng)童子“溫柔敦厚”的品性自然是最好的經(jīng)典。因此，有“訓在《詩》《書》，樂惟名教”之說，《詩經(jīng)》是童子訓蒙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很受世人重視?？鬃舆€說“不學詩，無以言”，在科舉考試“以文取士”的情況下，學習《詩經(jīng)》無疑對童子生活知識啟蒙和文詞修養(yǎng)至關(guān)重要。一般情況下，童子在修完《孝經(jīng)》《論語》之后，才學《詩經(jīng)》。如貞觀中，11歲的童子李慈誦《孝經(jīng)》《論語》《周易》之后，才習《毛詩》，被稱為“神童”。

中國古代“王者設(shè)教，勸學攸先，生徒肄業(yè)，執(zhí)禮為本”?？鬃诱f：“不學禮，無以立。”顯然，《禮記》對規(guī)范童子行為舉止的啟蒙教育具有最重要意義?！抖Y記》內(nèi)容較難，一般童子需要從師誦讀。如唐初唐休璟“少孤，授《易》于馬嘉運，傳《禮》于賈公彥”。安史之亂后，藩鎮(zhèn)割據(jù)，“四王之亂”，造成了政局不穩(wěn)，社會失序，德宗深感“萬品失序，九廟震驚”，希望以“禮”來匡正天下秩序，鞏固其地位。貞元五年（789），德宗增設(shè)“三禮科”，專門鼓勵舉子以《禮記》《儀禮》和《周禮》為業(yè)，客觀上也促進了童蒙教育對《禮記》的重視。

《尚書》對于童子來說最難讀懂的儒家經(jīng)典了?！渡袝酚涗浟擞荨⑾?、商、周各代的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被視為中國古代帝制社會治世經(jīng)典，也是貴族、官宦子弟，以及士大夫必修的“明王道”之學。《尚書》所用的語言、詞匯比較古老，言語艱澀難懂，年齡稍大的童子才能選習。正如呂溫所言《尚書》“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異也，必可以辯帝王，稽道德，補大政，建皇極者，某愿學焉”。很多時候，童子往往是讀《左傳》《毛詩》《周易》之后，才讀《尚書》。最典型的例子還是劉知幾，其父為了讓其讀《尚書》，“屢逢捶撻”，學業(yè)還是進展很慢，后來其父隨其所愿，先教《左傳》，再教《尚書》，反而學業(yè)精進，效果非常好。

總而言之，唐代童子誦讀經(jīng)典基本上以《孝經(jīng)》《論語》重，兼及“五經(jīng)”，內(nèi)容罕有超過“五經(jīng)”者，僅見盧邁“早歲以游寓於南譙，與崔文貞公講學至《谷梁傳》”。多數(shù)所謂的“神童”只要能夠誦讀《孝經(jīng)》《論語》精熟，就可以參加童子舉、童子科考試了。一般童子能誦讀《孝經(jīng)》《論語》都比較困難，讀三四部經(jīng)典的童子就已經(jīng)非常厲害了，罕有通讀“五經(jīng)”者，極少數(shù)童子還會選讀《老子》《爾雅》等。如唐初李慈11歲，能夠誦《孝經(jīng)》《論語》《周易》《毛詩》《尚書》等五經(jīng)，已經(jīng)是非常了不起的“神童”。還有，裴耀卿八歲時，就已經(jīng)修《毛詩》《尚書》《論語》和《禮記》了，應(yīng)當也少不了《孝經(jīng)》，因此“神童擢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