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我討伐當代中國畫，稱之為窮途末路，“武林”中人不信這個邪，紛紛口誅筆伐，把我批得體無完膚。說實話，我倒樂意讓事實來證明我是錯的，畢竟都是華夏子孫，龍的傳人嘛。但是我錯在哪里呢？若干年過去了，眼下連我那時批評的劉海粟、李可染這等人物都沒有了，對和錯總得有個依據(jù)是吧。

在一次和朋友的閑聊中，朋友說，眼下中國畫壇的大多數(shù)所謂畫家，不管他的名氣有多大，實質(zhì)不過是民間藝人。我得趕緊解釋，對民間藝人，我和朋友皆無輕慢之意，只是將其看做為擁有固定本事掙飯吃的手藝人，里面有一些不錯的人才，能把糖人捏得活靈活現(xiàn)，能把紫砂茶壺做得珠圓玉潤……民間藝人是靠傳承吃飯，是靠手藝的精益求精，與畫畫比較，畢竟是不同的。一個出色的優(yōu)秀的畫家，最主要是體現(xiàn)在精神層面上，體現(xiàn)在創(chuàng)造性上——而創(chuàng)造性則來自于對現(xiàn)存秩序的挑戰(zhàn)和反抗，我相信，這樣的老生常談衡量出了事物的質(zhì)的區(qū)別。

我不反對師承，但是特別反感那種將某某老師豎為旗幟的作派。綜觀中外畫史，任何什么派都有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其中擁有中堅人物或代表人物。但眼下的情況弄倒了。我在不少雜志上看到，陳平的一幫學生對其老師毫無節(jié)制的吹捧，看到賈又福的弟子們對老師的頂禮膜拜。這是兩個例子，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師生派別層出不窮，讓我不免生疑：是老師喜歡做掌門人的感覺呢？還是那幫學生和弟子們想通過造神為自己謀福利？

要畫好畫，肯定與做掌門人不一樣，更與通過某種手段謀福利無關。至于其中的原因，可能仍是中國畫系統(tǒng)內(nèi)部的問題，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封閉的文化系統(tǒng)的通病。至少，我沒有在當代藝術家那里看到這樣的情況——通過師承來形成武林門派。當代社會要求藝術家開放、多元、明朗和獨立，這樣的藝術家與江湖習氣是根本不沾邊的。

當代藝術為何突然紅得發(fā)紫

前些日子和張曉剛閑聊時，他說自己是墻外開花墻內(nèi)紅。眾所周知，墻外當然是指西方，是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和市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老栗力推的中國當代藝術已被西方全面買斷。對于這一點，很多民族意識強的人（包括我在內(nèi)）容易焦慮和憤怒起來，總是用什么“非中心”、“東方主義”之類說辭奮起抗爭。我們本來沒有所謂的當代藝術，甚至連油畫才傳入一百多年，正如足球、籃球、乒乓球等等，都是外來的東西。不知大家注意過沒有？我們現(xiàn)在看世界杯，看NBA，看斯諾克，從來不去關注它們是否是哪個民族的“發(fā)明”，至于乒乓球，已被我們自豪地稱之為國球。但對文化（藝術）問題，我們的情緒就顯得特別偏執(zhí)，被“墻外”和“墻內(nèi)”的價值評判攪得頭暈不堪。

中國當代藝術的發(fā)生和發(fā)展毫無疑問是“墻外”刺激和推動的結(jié)果，目前所有功成名就的人全是得到“墻外”肯定之后，才為“墻內(nèi)”所看重。其實，這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從當時的社會生態(tài)看，本土的（文化）藝術是在完全缺乏自律的氛圍下存在的，它與（文化）藝術正常的積累的節(jié)奏不發(fā)生聯(lián)系。換句話說，那時的中國（文化）藝術是孤立的和封閉的，是與國際現(xiàn)狀相隔絕的。

早在歌德時代，一個響亮的叫做“世界文學”的口號就產(chǎn)生了，在馬克思經(jīng)濟決定論那里，這個口號被賦予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我相信，任何一個具有當代教育背景的人都了解，我們身處的現(xiàn)實是什么？而作為現(xiàn)實的一種呈現(xiàn)，藝術又面臨著怎樣的前途？對于藝術家而言，不管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進入藝術史才是對他的最高獎賞。按次說法，當代藝術以其新的類型給藝術史增添了得以延續(xù)的內(nèi)容——我要強調(diào)這一點，它不僅是一種時間上的斷代，更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類型，因為它的產(chǎn)生本身就與以往的一切藝術類型不同，它是在國際化的平臺上搭建起來的，如果做得非常出色的話，不光是對本土藝術史的貢獻，也是國際藝術領域的貢獻。

所謂的重要性和價值是比較出來的，同樣，當代藝術為何突然走紅，一定是比較的結(jié)果。人們可以有種種理由批評中國當代藝術存在的種種缺憾，可以把“墻外”的因素夸大成陰謀或災難，但是嚴肅的批評家和藝術史家，包括富有眼光的收藏機構和收藏家，都不敢忽視當代藝術家所作出成就，不敢對這段藝術史的延續(xù)掉以輕心。如果讓我選擇眼下五個代表性的藝術家，我不會把票投給那些國畫名家和弄傳統(tǒng)藝術的人——用昆德拉的話說，他們是藝術史之外的。

“官位”值多少錢？

在很多事情上，我們都強調(diào)“國情”，例如，作家協(xié)會系統(tǒng)，美術家協(xié)會系統(tǒng)，還有很多，名義上是群眾組織，實際卻都成了地道的衙門式的機構，按行政級別靠，作協(xié)主席、美協(xié)主席具有部級或副部級之類地位。這個“國情”是獨特的風景，在國際上難找到類比。

而中國又是特別看重官位，幾千年的官本位傳統(tǒng)深入人心。這里，我僅舉美協(xié)系統(tǒng)為例，附帶加上畫院這一“國情”傳統(tǒng)，看看里面的官員是否擁有某種特權，我指的是，他們是否因為身處“朝廷”而使自己的作品獲得了附加值。

在市場經(jīng)濟的條件下，官位很容易轉(zhuǎn)化為金錢，經(jīng)濟學上的“權力尋租”在藝術市場中完全可以不露任何痕跡得以完成。一般的局外人常常會產(chǎn)生錯覺，認為能夠在美術界當上主席、院長什么的，是因為他們的專業(yè)水平高，正如大學校長應該由德高望重的人來做，但這是老皇歷了，以前確實是這樣的。我敢說，現(xiàn)在的專業(yè)官員與德高望重風馬牛不相及，甚至是相反的，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印證了這個“朝代”的官員制度問題，與歷朝歷代是相似的。在大多數(shù)單位中，我們是被非選拔出來的頭頭腦腦們領導著。由此，我們用不著再追究美協(xié)系統(tǒng)或畫院系統(tǒng)的官員們，是因為專業(yè)水平高呢？還是其它原因？

其實原因輪不著我講，有十歲以上的智商的人都會明了的。我只講官位值多少錢？我在各地幾乎都遇到同一種情況，美協(xié)主席（分會）和畫院院長的畫能買大價錢，而他們的畫的水準又是相當?shù)牡土印Ｓ浀煤芏嗄昵?，我參加某畫院的交流活動，他們印了本大畫冊，我翻閱之后便直言，一級畫師最差，二級畫師第二差，三級畫師里面倒是有些畫得不錯的。前些年的國畫拍賣里，我發(fā)現(xiàn)好些個拍出大價錢的專業(yè)官員的畫，因為價錢大，我便多用些心思看看，怕冤枉人家。然而我相信我沒有走眼，大幾十萬、上百萬甚至幾百萬價錢的畫，與幾千塊錢的畫毫無區(qū)別，若硬要說有區(qū)別的話，只在作者的身份。

這是一個可悲的事實，證明很多喜愛藝術的人有多淺薄，他們在購買藝術作品時一擲千金，換來的卻是對自己不在行的嘲笑，因為在他們固有的觀念中，官位是一種高于所有價值的價值，那就等時間來教育他們吧，人在糊涂的時候是無法與其說清道理的。當然啦，亦不排除我們社會最常見的腐敗手段之一，即賄賂的可能，大家知道，現(xiàn)在的腐敗是無孔不入的。

我要補充一句，算做是一個提醒：在作家圈里，在音樂家圈里，在藝術家圈里，在一切專業(yè)圈里，官位不值得稱道，只有那些智質(zhì)平庸、缺乏可能性的人才熱衷此，因為他們沒有別的前途。當然了，我還趕緊再補充一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打擊面太大，有些人在其“官位”并非本意，是時勢造就的，他們在本質(zhì)上仍然是藝術家。

驢唇不對馬嘴

看到吳冠中老先生對畫院的意見，深感老先生的誠實和正直。再看看我們的國家畫院院長龍瑞理不直氣不壯的反駁，覺得驢唇不對馬嘴。我曾對很多同行和朋友說過，一百個吳冠中的對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吳冠中一個。我指的是，除老先生的創(chuàng)作實踐外，他在不同時期發(fā)表的不同觀點，皆能夠切中要害，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也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龍院長聲稱國家畫院承擔著宏揚民族藝術和落實國家重大題材創(chuàng)作的了不起的任務，帽子確實夠大的，夠嚇人的，但這頂帽子是否只是一個幻覺呢？是否只是那些吃皇糧的人的自我吹噓和自我標榜呢？這里，我摘錄一段我在1998年發(fā)表的《體 制中的畫家》一文中的有關部分：

我想人們早已忘記畫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畫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國家愿意花錢扶持這門傳統(tǒng)藝術的話，應該是集創(chuàng)作和研究于一身，應該是專家好手匯集之所。但是這一功能早已蕩然無存，它既沒有將中國畫這門傳統(tǒng)藝術發(fā)揚光大，也沒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畫家。一言蔽之，畫院對中國藝術事業(yè)沒有產(chǎn)生應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詞，成了一群吃大鍋飯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頑固堡壘。不妨將全國大大小小畫院的創(chuàng)作進行一番檢閱，一幅幅平庸無奇的作品會令有眼光的觀眾驚訝。事實就是這樣的，多少年來幾乎見不到這些制度約束內(nèi)的畫家有什么突出的作為。像傅抱石、石魯、李可染這些比較優(yōu)秀的畫家的成功，都不能計在畫院功勞簿上，因為他們進入畫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優(yōu)勢。另外我還要強調(diào)一點，當下的畫院與其他一切多余的官衙一樣，是以往整個計劃經(jīng)濟體 制下的產(chǎn)物（就如人體中的盲腸），說它多余是因為割去它絲毫不會對藝術的繁榮產(chǎn)生不良影響。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此大方，養(yǎng)了如此之多的畫家，而不過問這些畫家為國家為社會做了些什么。

這篇文章曾激怒了幾原先關系還算不錯的朋友，他們的論調(diào)與龍院長大差不差。是的，這就是體 制與合理性、與歷史觀之間的分歧。我用驢唇不對馬嘴作為題目，意思已很清晰了。我還想補充，吳老先生也提出畫院是計劃經(jīng)濟時期的產(chǎn)物，可能得加上一條：同時又是計劃政治的產(chǎn)物，是當時高度組織化的需要。當某種事物在其自身的演變過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們還在繼續(xù)裝蒜，或者繼續(xù)糊涂，那就有理也說不清了——這筆賬只能由歷史來了結(jié)了。

美術館與菜市場

去年，我們市的晚報有一則消息，南京在短短的半年之內(nèi)，涌現(xiàn)了二十多家民間美術館，簡直令人目瞪口呆。而到了今年，全國各地的美術館熱潮已成燎原之勢，就我接受的各方的咨詢，發(fā)現(xiàn)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的大商賈，紛紛卷入這股建造美術館的熱潮中。 此種一哄而上的情景讓我想到先前全民皆商：有人投點小錢炒股票，有人投大資金炒房產(chǎn)，小狗大狗一起叫，表面看確實是熱鬧非凡的。

我得聲明，我不反對多建造幾個美術館——尤其是民間性質(zhì)的美術館，從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看，美術館對公眾生活的正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由于制度的原因，公共資源（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一向是帶有絕對的壟斷性質(zhì)的，而這種壟斷的后果則是貧乏和單一。例如，中國美術館作為國家美術館，幾乎沒有對近二十年來的藝術發(fā)展作出過該有的貢獻，一般省市的美術館更是對藝術事業(yè)無尺寸之功。我曾在一次會議上戲言，除了廣東省美術館、深圳美術館和上海美術館之外，一些省市的美術館只相當于縣級群藝館，只是老干部和少年兒童的文藝活動中心。這是不對的，其結(jié)果只能把美術館的功能和作用降低到及格線以下，而且還有越來越庸俗化和粗鄙化的可能。

二十多前，如果召開經(jīng)濟工作會議，在座的百分之百全是干國企的，而在今天，再召開這樣的會議，與會者至少一半是民營企業(yè)老總。不妨延伸開來設想一下，二十年后，如果召開美術館館長會議，會不會有一半左右的在座者是非官方的呢？我的意思是，按照目前的泥沙俱下的態(tài)勢判斷，總會有一些真正落實的并在未來的圖景中屹立不倒的民間美術館——據(jù)我的觀察，已經(jīng)有良好的苗頭呈現(xiàn)出來了。當然，這是一條充滿荊棘和泥濘的路，在目前國家的稅收制度，基金會制度和捐助制度等等都是空白或者極不健全的情況下，做民間美術館與當時民營企業(yè)的起步一樣，是非常非常艱辛的。所以，那些打算把美術館當做一塊肥肉對待的人——認為可以在藝術品市場急劇升溫的時候狠狠賺上一票，都是些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淺的家伙，嚷嚷得再兇也白搭，也就是草臺班戲而已。我想至少應該設置一個底線，譬如，對美術館的性質(zhì)、功能、作用和投入畫出清晰的輪廓，對收藏、展示和研究都有比較熱忱的愿望，以及在投入方面沒有過多的后顧之憂，諸此因素，都已具備或者可以具備的情況下，考慮做起美術館來，才基本上是靠譜的。美術館不是菜市場——它有它的準入要求，拜托那些被幻覺和夢想弄暈了方向的人，清醒清醒再作決定，免得害人又害己。

失語的快感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都感覺自己患有一種失語的癥狀，原因無非是面對氣象萬千的現(xiàn)狀開不了口。這也難怪，如果在眾聲喧嘩中再增添幾聲喧嘩，是做得到的，畢竟咱從前也風光過幾天，說出的話是有人樂意聽的。但幾聲喧嘩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要開口總該有些內(nèi)容和分量吧，所以，失語并非全然是壞事。

另一個原因是，即使我主觀上想說什么，也很難準確而完整表達出來，一方面是缺乏現(xiàn)實針對性，另一方面是沒有論說的思想依據(jù)。記得前年我參加深圳美術館舉辦的論壇，與會者大多是圈子里的熟面孔。我發(fā)現(xiàn)，諸位發(fā)言者幾乎都對流行的國外理論權威如數(shù)家珍，凡談到我們面臨的現(xiàn)象，必找出對應的國外權威作為依據(jù)。最可笑的是，前一位發(fā)言者若提到某個新近出現(xiàn)的國外理論家，后一位發(fā)言者必定會不甘落后地跟著大談這個新近出現(xiàn)的理論家的最新觀點，以示自己是多么合潮流，多么不落伍。這是值得深思的，我當時是這樣說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jīng)失去思考能力了，除了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外，說不出一點自己的東西了，倘若再連一點現(xiàn)實的針對性也喪失殆盡，那就可悲之極端了。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斷地悲觀地談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理論上的真空狀態(tài)和話語權上的全面喪失，是因為傳統(tǒng)的思想理論資源無法在現(xiàn)實中生效，我們現(xiàn)在擁有的思維和話語系統(tǒng)是西方的泊來品，而非自身的原創(chuàng)的東西——換句話說，與所有非西方地域的情況一樣，在我們頭頂籠罩著西方的厚厚的云層，我們的思想和理論矛頭根本無法將其穿透。我的一位朋友曾經(jīng)雄心勃勃企圖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學理論體系，并出版了洋洋灑灑幾大本著作。我毫不留情地向他大潑冷水，我說了，凡試圖這么做的人，下場只有一個，那就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這種情況下，魯迅是做得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做得精確和徹底。因為他抓住了一點，那就是現(xiàn)實針對性。魯迅從不打算建立體系，反而常常宣稱自己的文章速朽，這是他高人一籌的地方。在當下，批評家也好，理論家也好，能做的也就是盡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現(xiàn)實感，把握住現(xiàn)實的針對性，那便算相當不錯了，在現(xiàn)今理論空間如此狹小的狀況下，一個知識分子的現(xiàn)實感要比想入非非的思想理論更值得肯定。

我的失語癥狀讓我獲得快感，不是一種自虐狂的自我宣泄，恰恰相反，它使我得到進一步清理那種不切實際的幻覺，以及排除那種毫無來由的盲目性。古人說，知之為知，不知為知，是知也。我覺得至少應該有這樣的自省能力：了解自身的欠缺，在這種前提下，才能夠獲得這個范圍內(nèi)的自由。所以，我說魯迅是做得最好的，他給了我們堅定信心的啟發(fā)，抓住現(xiàn)實的針對性，在各種限制和受壓的縫隙中，保持清醒，然后發(fā)出自己的真實的聲音。

市場的敏感和批評家的遲鈍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寄希望于批評家的眼光和公正，寄希望于批評家對藝術現(xiàn)狀的準確判斷，因為這是批評家的職責——他們吃這碗飯，當然理應如此。 然而，眼下的批評家是否滿足了人們的期待，是否恰如其分擔負了自己的本分，卻要打上大大的問號。上海的王南溟一鍋端地痛斥批評家座臺，話雖難聽，不能不承認其中的幾分真實性，而真實總比虛偽要可貴。

批評家為什么腰桿子硬不起來？這個問題的成分是非常復雜的，但概括地說，還是金錢的作用為第一。我在和一幫子所謂的著名批評家一起活動時，繞來繞去繞不開一個話題，付出和收入——這也難怪，批評家眼看著那幫和自己一塊兒混出來的藝術家已腰纏萬貫，闊綽得要命，心里有點不平衡，有點酸溜溜，實屬正常。問題是不平衡和酸溜溜帶來的后果卻不那么令人容易接受，譬如，利用手中的筆開拓生財之道，譬如，不斷東奔西顛趕場子撈好處費，譬如……諸如種種，他們心不在焉了，價值觀變了，氣也短了，所以變得越來越遲鈍了。

我們曾被那種偽道學害得夠慘，什么安貧守道，什么堅持信仰，批評家的七情六欲和人間煙火都得落實，而且標準還得水漲船高，所以，想多掙點錢，想奔小康中康大康，亦不是丟臉的事。但是，批評家手中的筆畢竟不是用來開掘金礦的，如果致富的念頭實在狂熱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干點別的也許效果更好。在此，我透露一點自己的小秘密：以前我和其他批評家一樣，寫文章收費，而且據(jù)說我的收費比同行高出一些。彭德為此在一個會上贊揚我，沒有知識分子的臭毛病，該拿多少，明打明的拿?！f實話，當時我還沾沾自喜過。但是，我發(fā)覺情況不該是這樣的，說是出賣勞力也好，出賣腦力也好，結(jié)果都不對。皮道堅曾說藝術家花錢買廣告詞，那么，我們就是那些泛濫成災的廣告詞的制造者。今年年初，我打電話給彭德，告訴他，以后絕對不再寫收費文章，如果他發(fā)現(xiàn)我偷偷地寫，授權他抽我。

市場經(jīng)濟的深入和廣泛使得批評家找不到北，越來越多地失去了對藝術實踐的影響力，把支配權乖乖地交給了市場本身。在批評家變得遲鈍的同時，市場卻開始敏感起來——因為涉及到巨大的投入，涉及到保值增值，涉及到從短線到長線的操作，涉及到從國內(nèi)到國際的交流合作，必然地考驗著從業(yè)人員的素質(zhì)，也抬高了進入這個圈子的門檻。與前些年的盲目、無序和混亂相比，當下的市場確實是敏感起來了，由市場挑選和培育的藝術家成了一種新的風景——它建立在時尚風氣的基礎上，建立在藝術市場的從業(yè)人員和少數(shù)有錢人合謀的基礎上，建立在單向度的霸道的基礎上。所以，我得鄭重其事地補充一句，批評家的遲鈍和市場的敏感是階段性，是金錢對藝術的暫時性的勝利，長遠地看，藝術才是永恒女神，金錢呢？——以從前仁人志士的口吻說，金錢不過是糞土而已。

市場說了算？

1992年，一位畫商走進一位藝術家的工作室，驚奇地發(fā)現(xiàn)眼前堆積了那么多的精彩之作，心中竊喜，卻故意面無表情。藝術家則誠惶誠恐盯著畫商的一舉一動，生怕這位財神擦肩而過。最后，在藝術家千恩萬謝下，畫商以難以置信的低價把其作品全部搬走。請讀者相信，這不是虛構，這位藝術家現(xiàn)在已是公認的大腕，作品早就成了市場的搶手貨，價格之高令人咋舌。

是的，我們就是在這種潛移默化中慢慢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從一門心思專注于藝術和學術轉(zhuǎn)變?yōu)閷θ找嫘U橫的市場的唯命是從。關于市場對藝術和學術的有益或是有害不是我要談論的話題，其中的因素太復雜了，關系到每個具體的不同的對象。我只是提問，在現(xiàn)今，市場上那些炙手可熱的藝術家的及其作品，是不是可以作為藝術史研究的材料？因為，從國際上成熟的藝術市場看，市場是跟著藝術史走的，換句話說，凡能夠進入并在藝術史占據(jù)地位的藝術家及作品，才值得收藏和投資。這里面所起作用的環(huán)節(jié)很多，美術館、博物館、公共藝術機構和贊助制度，專家和收藏家等等，形成了一個相互關聯(lián)和相互制約的循環(huán)系統(tǒng)，金錢在其中只是一種標簽，代表了某個藝術家或某件作品的價值和認知度。

我想指出，盡管藝術史是市場的最終標準和尺度，但對于當代藝術家和作品而言，以往的藝術史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因為一切都在發(fā)生和發(fā)展中，沒有經(jīng)過時間的沉淀和淘洗，我們無法找到現(xiàn)成的依據(jù)。例如，張曉剛、方力均等人，他們何以變?yōu)楸娙瞬毮康拿夷?？結(jié)論應該是，他們創(chuàng)造了自己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獨特性，缺少他們，便給書寫中國當代藝術史帶來嚴重缺失。按此說法，可以推斷出一個規(guī)律，即使那些發(fā)生在我們眼前的藝術現(xiàn)象，亦可以從新穎、獨特和獨創(chuàng)這種角度來判斷某些藝術家及作品的價值。

有一次，我與國外一家著名博物館的負責收藏的研究人員交談，向其請教這方面的知識，她的一個觀點讓我記憶頗深，她說，最簡便的辦法是，收藏那些在以往藝術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新圖式、新材料、新手法之類作品，里面一定會出現(xiàn)未來的卓越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一定會進入藝術史。她還說，這一點上，畫商有時候比專家更善于挖掘新人新作，其敏感度超過了藝術史家和批評家。聯(lián)系到開頭我說的故事，能夠證明，市場永遠不會決定藝術史的走向，但我們對藝術史的檢索，有很多結(jié)論可以從市場的表現(xiàn)得到驗證：藝術史不是孤立的，尤其在當代，它是在市場中獲得養(yǎng)料的，兩者的關系并無尖銳沖突。因此，我還得補充一句，真正的購買是對藝術史的購買，真正的收藏是對藝術史的收藏。

藝術害苦了多少人？

我沒有統(tǒng)計過，全國有多少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藝術家，以及更多的這樣的后備軍？ 就我身邊的情況而言，許多立志要當藝術家并以此謀生的人正在經(jīng)歷“成名”前的苦難：生活拮據(jù)，心情黯淡，經(jīng)常怨天尤人而又盼望出現(xiàn)奇跡。這是不難體諒的。藝術家在我們的時代不是稀缺資源，藝術與市場的關系又那么密不可分，大多數(shù)想當藝術家的人是奔著有名有利去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一切與此無關的東西都變得無足輕重。

平心而論，任何人都應該爭取過上好日子，藝術家并不例外。不過，古今中外的無數(shù)事例告訴我們，催動藝術家不斷奮斗的力量不是過好日子的愿望，因為這樣的愿望實在是太初級了一些，有許多其它辦法可以達到。我不想在這兒做啟蒙教育，講述那些優(yōu)秀藝術家的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當說，為了過好日子來當藝術家的人趁早收手，下這樣的賭注風險很大，到頭來好日子沒過上，藝術也沒起色，多讓人窩心??！

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大幫后起者把那些名利雙收的藝術家當做刻意模仿的對象，或多或少帶有消極色彩。一位不斷與我談論自身處境的學藝中年，掛在嘴邊老是那幾個人的名字：方力均、岳敏君、張曉剛……他大概常常做這樣的比較，一旦時來運轉(zhuǎn)，自己也會與那幾個人一樣，名氣很響腰包很鼓。但是，我沒法與他說，他的才智平平，藝術上毫無建樹，名氣響起來腰包鼓起來的可能性似乎太小了。

我想以這個例子說明一個道理，其實藝術是不害人的，害人的是藝術之外的東西。這么多人眼巴巴地等著靠藝術過好日子，藝術是佛么，會普渡眾生么？我覺得如果剔除過于實際想法，藝術給人生的益處反倒會突現(xiàn)出來。馬克思說，到了共產(chǎn)主義社會，人人都是藝術家。博伊斯則把藝術的概念加以擴大，宣稱現(xiàn)在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這樣看來，藝術與人生不是一個實際的利益關系，而是通過藝術來挖掘和拓展人生的豐富性。當然啦，我不敢發(fā)揮得太玄乎了，空洞的大道理誰都會說。我還是善意地提議，那些吊在藝術這棵樹上急切地盼望著過好日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點下來，干點別的也許更好。

有話直說

前不久，老友來訪，不免談論一些藝術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將我們的隨意談話錄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雖然了無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談，但有的問題還是具有針對性。正好《當代美術家》雜志約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見，把我們的談話加以修改和節(jié)選，發(fā)表出來，以供讀者參考和批評——以下便是我們的談話：

友：我注意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批評家大多變成了活動，變成了被人詬病的“趕場子”的人，他們出現(xiàn)在各種熱鬧的利益場所，做一些與身份無關的事情，做為批評家，你覺得這現(xiàn)象正常么？

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個標準來衡量，這個標準是什么？說實話，我無法確立它。批評家變成活動家，到處趕場子，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么呢？假如他們呆在書齋里辛辛苦苦寫文章，讀者在哪里？假如他們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娛自樂，誰肯堅持？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爾那個歷史主義的宿命命題來做擋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么說吧，批評家的好時光已經(jīng)不復存在，批評家的發(fā)言權雖在但無人理會……

友：你指的好時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體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批評家有一度是很風光很出彩的。他們幾乎掌握著所謂的話語權，是某種價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評判者，是貌似書寫歷史的一群思想和觀念的精英。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相一致。因為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價值指向尚不明確，很多事物處于尚未展開的雛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動等等，給了批評家用武之地，這是曇花一現(xiàn)的好時光。

友：這樣的解說似乎難以服人，我倒覺得，是你們本身的問題，你不認為自己正在喪失曾經(jīng)的斗志嗎？請你不要生氣，我聽出來了，你是想把責任推到環(huán)境身上，但這是一種經(jīng)不起駁斥的遁詞。如果你保持當年的銳氣，照樣可以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至少能夠在眾聲喧嘩中多一種清醒的聲音。

李：是嗎？我還能產(chǎn)生影響？這一點我自己卻完全感受不到了。當年我年少輕狂，寫了一篇討論中國畫的文章，立即名聲大震，擱到現(xiàn)在，寫死了也只是一己之見……還有，現(xiàn)在十個老栗也當不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教父，現(xiàn)在的教父是金錢！不，金錢是上帝。我身邊的藝術家是最好的例證，早幾年，他們中的有的人對藝術真是虔誠，一有新構思或新想法，哪怕半夜也會激動不已跑到我這里，拉著我談啊談，藝術象信仰一樣指引他們的生活。但最近幾年，他們再也沒有談論藝術的興趣，一絲一毫都沒有了，只熱衷對好房子好車子，說實話，我都怕見他們……這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市場象洪水一樣淹沒了所有人，我看到極少數(shù)的人還在掙扎，企圖逃出來，但大多數(shù)已經(jīng)淹到底里，死透了。

友：這是你回避的理由嗎？

李：不是，我是厭惡，對那些骨子里浸透利欲的人，誰來拯救？再說我也不愿扮演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角色，我沒那么高尚，也沒那個才力。

友：你還是有憤怒嘛，說明你仍然沒有忘記你的身份。

李：憤怒有兩面性，既能使人保持審視的能力，又會讓人失去理智。我記得臺灣的龍應臺寫過《中國人你為什么不會憤怒》一文，指的就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當我們面對那么對的不義和骯臟，我們必須憤怒并表達自己的看法——當然啦，表達是因人而異的。正如我在臺北，拜訪龍應臺，向她提到她和李敖在大陸有很多讀者時，她面露的不屑表情，扔了一句：他怎么能和我比？我理解她的意思，一個不喜歡當眾作秀的知識分子是不會對李敖抱有好感和敬意的。

友：你這么一說，我想到了陳丹青，有人稱他是“老憤青”。

李：前不久我在北京，有人對我談到陳丹青，口氣中充滿輕蔑。什么“老憤青”之類。我當即反駁：別把自己的油滑當智慧，丹青的憤怒是針對什么的？是他的一己之利？還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私憤？很多人只看憤怒的形式，不關注憤怒的針對對象。當下的中國有那么多令人無法心安的丑惡和委瑣，不該痛斥嗎？有那么多的卑鄙和腐爛，不該揭露嗎？我想特別強調(diào)，越是有名望的人就越應該擺正自己的姿態(tài)，別把自己放在與丑惡現(xiàn)象狼狽為奸的位置，或者故意裝聾作啞，成為讓權勢擺布的木偶。我在一些場合，批評過楊震寧現(xiàn)象，我的大意是，憑楊震寧那么高的社會地位，人們賦予了他那么多的榮譽，他為社會和道義承擔了什么？我并不要求他象前蘇聯(lián)的薩哈羅夫那樣絕對化，但至少應該說出一些對制度體系、對社會現(xiàn)象的獨立的見解。楊震寧一會兒為中國傳統(tǒng)大唱贊歌，一會兒說中國的大學對中國的貢獻比美國的大學對美國的貢獻大，又帶了小太太到處出場作秀，象娛樂明星一樣。楊震寧在科學上的貢獻有諾貝爾獎做支撐，但在人文和藝術上的見識，非常平庸，而由于他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很容易迷惑眾人。我稱之為“楊震寧現(xiàn)象”，是要表達，我們社會的許多名流太油滑，太懂得自保，特別是身在文化界、思想界的那些名家們，把他們的言論仔細檢索一遍，就會明顯地發(fā)覺，他們太缺乏責任心了，任何事情和現(xiàn)象都不會讓他們憤怒起來，玩小聰明到頭來只能自己的形象抹黑。實際上，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明了，靠我們最近的幾個老人，如錢鐘書、張岱年等等，不過是“舊時代”留下的“殘渣余孽”，我們和我們的上代學術人物（五、六十成長起來的那一群），要學問沒學問，要思想沒思想，底子差得沒法說，對中國文化的推進幾無尺寸之功，所以我自己是很沒勁的。我不斷嘗試著多讀點書，多深入思考些問題，但力不從心啊，底子太差了！從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的大輪廓看，上半葉可說是群星閃耀，各界都有領軍人物，下半葉則是一片凋敝……

友：我覺得你稍有夸張之嫌。

李：你注意過現(xiàn)在那些名流的言論嗎？

友：這和他們發(fā)布言論的渠道有關，我相信有些是言不由衷的。

李：這是事實。出版社和雜志的頭頭只需要做好兩件事，一是牢記不能踩地雷，一是一腦子掙錢的念頭，以至爛書爛雜志泛濫成災，最終受害的是什么我想明眼人心里全都清楚。我記得康德說過，你可以沉默，但不要說違心話。做幫兇也好做幫閑也好，性質(zhì)是差不多的。

友：或許這叫迂回戰(zhàn)，明的不能說，就打啞語，這古代文人的老法。例如總是用大談傳統(tǒng)辦法進行軟抵抗。

李：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體 制萬能論，目前這方面的言論比較多，把西方的憲政、市場和選舉奉為唯一的良藥；體 制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diào)都不為過，一本書上講到錢偉長在舊清華和新清華的不同遭遇，錢先生曾感慨：蔣校長（蔣南翔）不是梅校長（梅貽琦）??！我覺得錢先生可能回避了問題的實質(zhì)。顯然，在舊清華，蔣校長恐怕當個助教都困難，而在新清華，梅校長恐怕只能做個勤雜工，這是他們兩個人背后的體 制在起作用，是按體 制要求來錄用以及淘汰誰誰的；但憲政、市場和選舉是萬能的嗎？說得遠了，省略不談亦可。二是文化自大論，為中國古代的輝煌文化大唱贊歌，其實是典型的阿Q心態(tài)。什么黃帝紀元，什么穿漢服，什么回歸傳統(tǒng)等等。我弄不明白，會有這么多腦子進水的人在瞎起哄。你想想，假如現(xiàn)在滿街走著穿漢服的人，那不是一群群的小丑么？而假如在美國的道路上奔馳著咱們中國品牌的汽車，歐洲人用著中國品牌的家電，日本人用著中國品牌的手機，情況又會是怎樣呢？這是一種設想，并非對立，我相信，文化與科技是一致的。我有比較強烈的民族情緒，希望中國人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我不是民族主義，周樹人的弟弟說：凡民族主義必含有復古的思想在里面。復古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