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怪”而另辟蹊徑

八大山人的畫作還有一個極其突出的藝術風格，就是“怪”。

八大山人的畫無疑是直抒胸臆的，但他的“直抒”是通過晦澀難解的題畫詩和奇奇怪怪的變形畫來表現(xiàn)的。例如他所畫的魚和鳥，寥寥數(shù)筆，或拉長身子，或緊縮一團，似是而非，特別是對眼睛的表達，都不是人們在生活中所看見的：生活中魚、鳥的眼睛都是圓圓的，眼珠在中間，一動不動；八大山人畫中的魚、鳥，眼珠都能轉動，常常讓人覺得這些魚和鳥在翻白眼瞪人。他畫的山石也不像我們慣常所見所畫，而是渾渾圓圓，有時上大下小，頭重腳輕，他想擱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穩(wěn)當，立不立得住。他畫的樹，老干枯枝，僅僅幾個杈椰，幾片樹葉，在森林中幾萬棵樹也挑不出這樣一棵來。他畫的風景，山是光禿禿的，樹也總是東倒西歪的，給人荒涼冷寂的感覺。

然而，正是這些怪誕，讓不少熱衷于八大山人的畫家折戟沉沙，不得不“藝止于八大”。這中間，的確有一些人，在自己原有的路子上已經(jīng)取得了一些藝術成就，但他們錯誤地把追求“怪誕”確定為更新目標，結果迷失在險怪之中，找不到北了。還有一些人，壓根兒就不愿在基本技能上下功夫，劍走偏鋒，想用“怪”來嘩眾取寵，當然也不會有所收獲。

走入這一誤區(qū)者實際上并不懂八大山人，更不明白八大山人的“怪”是有條件、有前提、有背景的。

八大山人朱耷是朱明王朝的后代，作為皇族，明朝的滅亡，特別是父親的早逝，使他內(nèi)心極度憂郁、悲憤；異族的高壓政策和血腥統(tǒng)治，更迫使他裝聾作啞，隱姓埋名，遁跡空門，潛居山野，以保存自己。他幾乎終其一生都是瘋瘋癲癲的。朱耷在60歲時開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題詩作畫，他在署款時，常把“八大山人”四字連綴起來，仿佛“哭之”、“笑之”字樣，以寄托他啼笑皆非的痛苦心情。朱耷的弟弟朱道明，也是一位畫家，風格與之相近，甚至還要粗獷豪放，他的書畫署名為牛石慧，把這三個字草書連寫起來，很像“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對滿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們兩兄弟署名的開頭，其實是把“朱”字拆開了，一個用“牛”字，一個用“八”字，這樣隱姓埋名，可謂用心良苦。

八大山人有一首題畫詩說：“墨點無多淚點多，山河仍是舊山河。橫流亂世杈椰樹，留得文林細揣摹”。所以我認為，八大山人的“怪”，在多數(shù)情況下，是一種憤懣的釋放，是一種壓抑的吶喊，是一種叛逆的表達。這樣的“怪誕”，今天的畫家所不能體會，從藝術論的角度講，不是不可以“怪”，而是我們無法產(chǎn)生“怪”的初衷，無法獲得“怪”的初始動力。如果不明白這些道理，而一味地盲目追逐和描摹他的“怪”，實在是“無聊不識何為怪，為怪而怪自作怪”！

因此，我在研習八大山人畫作時，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他的怪誕而另覓別徑。事實上八大山人的藝術境界是很開闊的，藝術風格也是多樣的。八大山人長于水墨寫意，他的山水畫近師董其昌，遠法董源、巨然、米芾、黃公望、倪瓚等諸家，但又強烈地表現(xiàn)著自己的個性。如那些山、石、樹、草，以及茅亭、房舍等，逸筆草草，看似漫不經(jīng)心，隨手拾掇，但干濕濃淡、疏密虛實、遠近高低，筆筆無出法度之外，意境全在法度之中。八大山人的花鳥畫，深受沈周、陳淳、徐渭的影響，但畫中所表現(xiàn)出的兀傲之氣，以及不拘一格的大膽剪裁，則完全是他的個性恣肆所然。讓我感到欣喜和著魔的是八大山人所師法的古方家，竟多數(shù)為我所私淑。我出生在南方，和這些畫家一樣，從小生活在江浙的石徑云兜之中，對南派山水以及花鳥，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我曾悉心臨習過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臨習過“米氏云山”，也曾刻意模仿沈周和徐渭，于是，我把這些用八大山人的“簡”加以解構和整合，漸漸有了自己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