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清末貢生許之衡 在《飲流齋說瓷》中也講道：“乾隆以古月軒聲價為最巨。古月軒所繪，乃于極工致中饒極清韻之致，以人物為最難得，即繪杏林春燕，聲價亦騰噪寰區(qū)；疏柳野 鳧，亦殊絕也。當(dāng)時由景德鎮(zhèn)制胎入京，命如意宮供奉畫師繪畫于宮中，開爐烘花?；蛑^曾見有‘臣董邦達恭繪’者，然尋其畫筆派別，殆出諸蔣廷錫，袁江、焦秉 貞之流”。我常揣度，既全出自宮廷畫師之手，如何所見的會這等模樣？是許氏記錄有誤還是我無緣見到真正到代的“古月軒”佳器？應(yīng)該屬后者，許氏著錄不該有 誤。

許氏這段論述中有以下兩個觀點值得思考：

一，落“古月軒”款瓷為宮廷如意宮燒造的琺瑯彩御瓷，聲價之巨可見一斑！對此觀點毋庸置疑，我也深表贊同。

二，瓷上的圖并非出自 董邦達之手，應(yīng)是由宮廷供奉的畫師蔣廷錫、袁江、焦秉貞所繪。按常理非董邦達所繪應(yīng)該是對的，董不是宮廷供奉的專職畫師，他官至工部和禮部尚書，書畫只是 他的業(yè)余愛好。而琺瑯彩瓷均是宮廷專職供奉畫師所繪，許由此斷定不可能讓他輕易下筆。但只從一件器物上即得出此結(jié)論也難以服人，一位“從一品”的大員偶然 興起用琺瑯料試畫幾件，不是沒有可能，何況他本身也是頗有名氣的畫師；其二，許氏書中有個小失誤：認(rèn)為古月軒瓷“殆出諸蔣廷錫、袁江、焦秉貞之流”。蔣、 袁有可能在雍正年間繪琺瑯彩瓷，但不可能在乾隆時繪“古月軒”瓷，因為蔣在雍正十年去世了，袁在雍正十三年也相繼而逝。他倆都是雍正時的宮廷供奉畫師，袁 江更深得雍正皇帝喜愛，他曾為雍正帝壽辰繪制著名的《竹苞松茂圖》，但他倆不可能再在如意宮為乾隆帝去繪古月軒瓷了。至于焦秉貞，因生卒年不祥，說其在乾 隆時尚在繪“古月軒”瓷倒還可意為，此中的幾處謬誤，只是許氏的一個小紕漏，對釋疑古月軒瓷的真?zhèn)紊袩o足取，我只是借此澄清一下而已。

不過，許氏所述足可證明一點：落“古月軒”款的琺瑯彩瓷出自乾隆時的宮廷供奉畫師之手，必定極為工致，頗具清韻，為人間難得殊絕，故聲價為最巨也！ 

從以上論斷中可以推斷，以前我所見到的一些落“古月軒”款的琺瑯彩器，應(yīng)均是民國時期或更后期所仿。而真正到代的“古月軒”款琺瑯彩器應(yīng)該存在，只是我尚無緣見到，沒見到絕對不能輕易否定，更不能得出“古月軒款琺瑯彩器為民國時所作”的誤人結(jié)論。

特別是當(dāng)我前些天在一 藏家處，見到了一對回流的落藍料行書“古月軒”款的琺瑯彩秋菊圖觀音瓶后，我更堅信了以上的觀點。先講此對瓶的畫工，精致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數(shù)朵盛開秋 菊參差疊壓在一起，但層次分明，前后錯落有致，朵朵各異，瓣瓣有變化，其精美真令人懷疑是否出自人工之手；再說用藍料書寫的行書“古月軒”款，那每一筆的 起伏變化，那點劃之間的留白，那字與字之間的相互照應(yīng)，雖只三個字，但上下貫氣，小中見大，這么不足一厘米見方的小款卻有一種魁偉的霸氣，可見一定出自宮 廷供奉的專職書家之手！

我捧著這瓶，望著那小 小的底款，深深覺得許氏的論斷是正確的。許氏在該書的款識第六章又重復(fù)強調(diào)：“古月軒彩，為有清一代最珍貴之品，價值奇巨。而同時仿者，值也相等也。古月 軒為內(nèi)府之軒名，當(dāng)時選最精畫手為之繪器?！辈贿^，他也承認(rèn)坊間對古月軒有頗多傳聞，大致概括有三種說法：一說屬于乾隆之軒名，畫工名金城字旭映；二說為 清帝軒名，不專屬乾隆，歷代精品均藏于此；三說，胡姓人氏精畫料器，凡書乾隆御制瓷器均仿他的。此解釋也不是憑空想象，因落“古月軒”款的琺瑯彩器身上的 起首章和押腳印往往是“金城”“旭映”和“胡”，由此推斷出這個結(jié)論。但不管如何傳聞，他很肯定地總結(jié)道：“一言以蔽之，則凡屬堆料款畫極精細(xì)而饒有清氣 往來者，皆為最名貴，最瑰寶之品也?！?/p>

手捧此瓶，我從心底里 由衷贊嘆：這才是到代的“古月軒”真品??！也由此相信：真正到代的乾隆時的由宮廷畫師繪制的落“古月軒”款的琺瑯彩器，確實存在，只是流傳下來甚少，因為 當(dāng)時就聲名顯赫，故民國時被大量仿制，坊間所能見到的大多是這類后仿品。而一些不負(fù)責(zé)任的文人又往往未見到真品就輕率加以否定，胡亂下自以為是的結(jié)論，認(rèn) 為凡落“古月軒”款的琺瑯彩器均為民國后仿！對古陶瓷作鑒定，最忌諱的是想當(dāng)然或者只認(rèn)自己見過的，凡沒見過的一概加以否定。如此，必定會得出“天只有井 口那么大”一類的蛙論。

人生在世，最長不過百來年，我們能有幸見到的只是這個世界上的點滴塵土，有多少好東西無緣入眼，豈可以妄加評說未見過就不對？未見過就必定新仿或后仿？或者“某地已出現(xiàn)，此再出現(xiàn)定為后仿”的幼稚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