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館中，陳列著當年的老照片。

　　童增，1982年四川大學畢業(yè)，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1990年撰寫《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萬言書，隨后掀起國內民間對日索賠浪潮。24年間一直奔走于民間對日索賠的訴訟之路上，被譽為民間對日索賠奠基人。

潘守三回到潘家大院內，回憶往事幾度哽咽

潘家峪遺址(網(wǎng)絡截圖)。

　　1941年1月25日，侵華日軍在河北豐潤縣潘家峪村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全村1400多村民中，有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今年7月13日，慘案中部分幸存者和潘家峪村民委員會代表來到北京，正式委托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對日本提起索賠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人民幣60億元。

　　前天，京華時報記者對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會長童增，詳解中國民間對日索賠24年的發(fā)展之路。

　　現(xiàn)在二戰(zhàn)受害者活著的已經(jīng)不多了，可以說民周對H崇賭是中華民族要求H本謝罪賭償?shù)淖詈?mdash;個歷史機遇，這個機遇我們應該珍惜。

　　隨著國內環(huán)境的寬松，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前景漸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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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日訴訟近30起基本敗訴

　　京華時報：因何機緣，您開始關注民間對日索賠？

　　童增：1990年4月，我偶然看到媒體報道的一則消息“東歐各國重提戰(zhàn)爭賠償要求”，很受啟發(fā)，我覺得我們也可對日本提出賠償。

　　我到北京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發(fā)現(xiàn)了很多戰(zhàn)爭期間日本的罪行。我當時寫了一個對日索賠的萬言書，但當時沒有媒體愿意發(fā)表。

　　1991年我把萬言書遞交給人大代表，沒想到很多代表表示認同，還提了議案。媒體隨之跟進，有了社會反響。很多受害人就來找我，我才意識到，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對中國造成的災難是非常深重的。我就想幫他們做點什么，沒想到一做就到了現(xiàn)在。

　　京華時報：那時主要是以什么形式開展活動？

　　童增：那時只是動員大家將索賠信寄到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單方面要求對方進行賠償，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沒什么進展。

　　這種情況一直到1994年才有轉機。當時有日本的律師找到我，說希望代理中國受害者在日本起訴日本政府和日本企業(yè)的案件。于是我們委托他們在日本打官司，從1995年開始一直到2007年，日本200多名律師自己籌款幫中國人打官司，還有10萬日本人簽名支持我們，在日本鬧得沸沸揚揚。

　　京華時報：索賠情況如何？

　　童增：這些年我們在日本提起了近30起訴訟，基本都是敗訴，無一人拿到賠償。今年重慶大轟炸受害者的起訴案會在日本宣判，根據(jù)經(jīng)驗也會敗訴。

　　2

　　不索賠就是縱容于國不利

　　京華時報：對日索賠為什么這么難？

　　童增：日方理由主要是說中國政府已經(jīng)放棄戰(zhàn)爭賠償，包含個人賠償。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回應對日索賠訴訟案，認為根據(jù)《中日聯(lián)合聲明》第五條，中國人的個人索賠權已然放棄，在法律層面上，原告沒有理由提出訴訟請求。但日本的這種說法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中國從未放棄個人賠償。

　　中國政府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宣布予以放棄。上世紀90年代，中國多位領導人對此已多次闡明立場。

　　2007年，當時的中國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也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聲明》做出的解釋是非法的、無效的”。

　　京華時報：屢敗屢訴，堅持的意義何在？

　　童增：我們越是友好、忍讓，越是助長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日方也趁機開始美化戰(zhàn)爭，扭曲歷史。

　　暴行不提起到法庭，不要求日本索賠，那我們就是縱容日本篡改歷史、不承擔責任，對整個國家都是不利的。我們的起訴，一方面能夠幫日本恢復記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勝訴，也會為二戰(zhàn)遺留問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也算對國際盡了一個義務。

　　受害人是拿著法律的武器到法院去申訴，從長遠來看，這個中日之間的障礙(指對日索賠)解決了，會更有利于雙方友好。

　　3

　　在中國提起訴訟

　　有法可依

　　京華時報：潘家峪慘案的受害者，此時提起訴訟有何意義？

　　童增：這應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可以說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里程碑式的發(fā)展，因為過去我們都是勞工、慰安婦之類的個案，而潘家峪案有1000多名受害者，現(xiàn)在幸存者們集體起訴日本，這是首次。

　　京華時報：潘家峪對日索賠訴訟在國內起訴，您預期如何?

　　童增：日本政府在對待侵華歷史上不道歉、不賠償、不認賬的態(tài)度，使中國民間對日索賠在日本法庭上很難獲得公正的判決。而且訴訟在日本開庭，受害人過去非常不方便。

　　在國內提起對日索賠訴訟，實際上從2005年我們就已經(jīng)開始有所倡導。今年3月18日，二戰(zhàn)擄日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yè)一案已經(jīng)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也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擄日勞工訴日企案。這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路上的重要轉折點。

　　戰(zhàn)爭罪是反人類的罪行，根據(jù)國際法，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起訴。應該說，在國內提起索賠訴訟是完全可行的，也有國際法可依。

　　在索賠方面，不論是政府索賠還是民間索賠，有很多國際范例。比如韓國當時也放棄了各種戰(zhàn)爭賠償，但現(xiàn)在有受害者在韓國國內提起訴訟，韓國高等法院已經(jīng)判勝訴了。

　　不過，這對于我國的法院來說，可能仍是一個新的課題。

　　4

　　受害人年事已高

　　時間緊迫

　　京華時報：您認為未來對日索賠的前景如何？

　　童增：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近些年來，我可以感覺到民間對日索賠開展得越來越順利。明年是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相信對于民間對日索賠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

　　但是我們也有緊迫感，我們不能再像過去一樣，一打官司就是20年。上世紀90年代給我寫信的受害人，很多已經(jīng)去世了?，F(xiàn)在的受害者基本都是八九十歲，他們等不了了。雖然他們都是自愿站出來，但是出來作證對他們都是二次傷害。

　　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應該盡快能夠有一個結果。如果這些受害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謝罪，對他們將是莫大的安慰。

　　因此我們也希望法院盡快立案、審理、判決，社會多關注這些老人，從道義上、經(jīng)濟上、精神上給予他們一些關愛。

　　京華時報：您如何看待這么多年的民間對日索賠工作？

　　童增：這些傷害只能靠我們向全世界去訴說，要靠人家來幫我們去發(fā)掘一些材料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還有很多西方國家不了解日本在中國的暴行。

　　政府公布檔案資料是一方面，但由眾多的受害者來揭露暴行，更有說服力。所以我們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有活的證人，把他們受到的暴行經(jīng)歷向全世界訴說，這個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民間對日索賠是正義的事情，也是順應民心的。只要我們堅持，總有一天可以做成。

　　□講述

　　每人拎一條腿，活活將孩子撕開

　　“1400多村民，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

　　燕山山脈腰帶山東麓，坐落著一個被譽為“小吐魯番”的美麗村莊。

　　7月15日，京華時報記者來到河北潘家峪村時，整個村莊顯得寧靜、安詳。但村內的潘家大院遺址，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73年前的屠村慘案。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中，潘家峪村1400多村民，就有1230人慘死在日軍手下。

　　“兩日本人抓起孩子，提著腿活活把人撕開”

　　那一年潘守利12歲，被壓在潘家大院中一個豬圈的死人堆里，逃過一劫。

　　憶及當年，老人一聲重重長嘆，還未開言，便已哽咽淚流，“想起那些就難受，特別難受……”

　　1941年1月25日，本是籌備過年的日子，不料日軍從四面八方將潘家峪圍堵，挨家挨戶用刺刀將村民圈到了村口的大坑中。眾多村民逃跑，日軍隨后又將大家逼進了潘家大院內。

　　慘案的另一名幸存者潘善增，當年6歲。他記得，村民們進入大院后，門就關了，日本兵開始往院里開槍，扔手榴彈，“大家哭喊著到處跑，找地方躲，有的人沖到門口求情，被日本人一刀砍斷脖子。”

　　潘善增是被母親塞到廁所坑洞里才得以活命。除了頭部沒被壓著，身上層層地壓著死去的村民。

　　當年13歲的幸存者潘守三也僥幸逃過一劫。潘守三親眼看到，一個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孩子，奔逃中被兩個日本人抓住，他們提著腿活活把孩子撕開。還有日本兵從抱著娃兒的婦女手中把孩子搶走，摔在石頭堆砌的院墻上……最后，日軍端著刺刀在死人堆里找活人，看到還有口氣的就補上一刀。如此三趟，方才離去。

　　“27名慘案幸存者，年齡最小者已經(jīng)77歲”

　　潘家大院和村口的大坑作為慘案遺址保留至今。直到現(xiàn)在，潘守利老人都不敢進村口的陵園，一到陵園門口，他就想起那些慘死的人，忍不住渾身發(fā)抖。

　　1999年，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建成，潘家峪村也被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今年7月13日，潘家峪村以全村的名義，委托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向日本提起索賠訴訟，索賠金額為60億元。

　　66歲的村民、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團長潘瑞申說，2002年，大慘案的幸存者還有38人，12年過去，只剩下27人，他們中年齡最小的已經(jīng)77歲。

　　“再過幾年，能說話、能出來作證的人會越來越少。”潘瑞申說，但愿通過訴訟，能給這些老人一個交代，能讓世界認清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日本的罪，永遠也抹殺不了。血海深仇，一定要討個公道。”

　　文/京華時報記者陳蕎 實習生楊艷萍 圖/京華時報記者王苡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