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快出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guī)劃，在強調黨的執(zhí)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jiān)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對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本次兩會社科界別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盡快出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規(guī)劃，在強調黨的執(zhí)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監(jiān)督作用、政協民主協商制度化以及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建設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回應社會期待，以現實的經濟社會重大問題為導向，以此來凝聚全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正能量。

　　沒有總體規(guī)劃，推進就容易走樣

　　遲福林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順應經濟社會發(fā)展大趨勢的戰(zhàn)略性、歷史性選擇。

　　不過，遲福林認為，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和政府過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統(tǒng)，比較分散和碎片化，當前，社會方方面面對此有期待。遲福林認為，當務之急就是中央盡快制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總體規(guī)劃。沒有一個具體的“總體規(guī)劃”，難免會把好事辦走樣。

　　“建議盡快出臺總體規(guī)劃或總體設想。”遲福林說，提出這條建議，主要基于三方面考慮。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和迫切需求。遲福林表示，從各方面的情況看，國家治理體系轉型確實到了關鍵點，未來3-5年，如果能夠發(fā)揮總體規(guī)劃的導向作用，對深化全面改革、對后10年、20年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次，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指導思想，“綜合多方面的情況看，下一步的國家治理轉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設為重點，法治為先、法治為重、法治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國的新局面。”

　　還有一點是回應社會期待。遲福林表示，國家治理的目標是讓人民滿意，國家治理得好不好，讓人民說了算。

　　在國家治理方面，遲福林認為，經過60多年的摸索，已經找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fā)展道路的國家治理體系，比如走什么樣的路，用什么理論來指導，國家制度等。不過，由于我們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因為各種因素影響，還有很多欠缺，“因此，出臺這樣一個總體規(guī)劃，對于協調各方面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國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響。”

　　國家治理總體規(guī)劃要研究四大問題

　　那么如何設計、出臺一個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規(guī)劃？遲福林認為應研究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huán)境。遲福林說，從現在的情況看，需要采取兩個措施：首先，針對現在資本外流、社會資本不穩(wěn)定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建議盡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財產權、投資收益嚴格保護的法制環(huán)境，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場監(jiān)管的轉型與改革，即由行政監(jiān)管為主向法治監(jiān)管為主的轉型，盡快將監(jiān)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從各個方面看，我國已進入一個消費型社會發(fā)展的新階段，全社會的消費結構升級、消費釋放將是一個大趨勢?，F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資與消費不相適應、市場監(jiān)管與消費型社會發(fā)展的大趨勢不相適應。為什么監(jiān)管機構越來越多，但監(jiān)管的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消費不安全問題很多，主要的問題是把行政審批和市場監(jiān)管合為一體。所以，法治市場經濟建設的重要任務，是賦予市場監(jiān)管的法律地位，盡快將監(jiān)管權從審批機構中分離出來，以提高監(jiān)管的綜合性、統(tǒng)一性、權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為重點的司法體制改革。遲福林提出一些具體建議。例如，司法體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相適應，需要把經濟的審判權歸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歸地方。“我認為，這樣一些方面的司法體制改革現實的需求明顯加大，條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進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進程。“綜合各個方面的情況看，社會治理轉型確實到了臨界點，未來的一個時期，這方面的矛盾問題會越來越突出。”遲福林說，未來必須以發(fā)展各類社區(qū)公益組織和推進社區(qū)自治為重點，加快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官辦社會組織的轉型，使其在重要時候起到關鍵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的利益機構調整。而關于利益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遲福林認為，橄欖形的利益結構和分配結構是我國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并且是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現實情況看，改革開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果中等收入群體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無論對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和社會的和諧建設，恐怕都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近些年，我們一再呼吁盡快出臺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家規(guī)劃以及調整相關的政策體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為中等收入群體?，F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這樣，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總體規(guī)模達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億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這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盡快形成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理論

　　在遲福林看來，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還需要系統(tǒng)的理論作支撐。為此，他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對國家重大課題的攻關。遲福林認為，如何形成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論的攻關，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關，“建議把它作為國家重大課題。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例如，什么是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依法治國等。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課題，應該組織力量進行國家重大課題攻關。”

　　二是，推進中國特色的智庫建設。“從我國的情況看，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和經濟社會咨詢研究，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因此，遲福林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加大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的支持力度，對一些重要的咨詢機構給予支持，并建議把對政策咨詢機構的支持列入國家社會科學資助的重要方面。

　　采訪結束時，遲福林告訴記者：“我剛去看了96歲的安志文老同志，他說了三句話：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選擇的改革路子是很對的；二是現在改起來的困難比以前要大得多；三是只要穩(wěn)步改下去，是大有希望的。安老的話讓我感觸很深：堅定改革自信，對全面深化改革至關重要。”